司机说：“不给我削你。”

我一听是东北来的，马上掏出三十，说：“我服了我服了。”

定下脚步，环顾四周。他奶奶的，这是哪里？！我叹了一口气。周围的建筑是那样中国、那样随意，高的高，低的低，新的新，老的老，自顾自。我定在原地忽然无限悲伤。

在生活的所有事中，我最讨厌的就是到陌生地方和吃陌生东西。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无知的知识青年假装四处漂泊。而这两样东西比较起来，我更讨厌到陌生地方，因为这必然要让你吃陌生东西。

我到了酒店的大堂，用酒店的公用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我问：“健叔，你在几零几房间？”电话里的声音随即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怎么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当我门来度假

啊，哪有闲钱能住几零几！我住在旁边的长江旅馆。“

我说：“你住几号啊？”

那头说：“你进来就知道了，一共两间房。”

我出了大堂，看见健叔说的长江旅馆。这旅馆一看就知道是原来的民房改造的，还是一所老民房。旁边已经被花花绿绿的夜总会包围了，很明显是全县拆迁工作中的最大钉子户。

我进了门，看见一个大妈正在登记。最让我吃惊的是，在简陋无比的前台上居然挂了一个世界时钟，这钟比刚才那酒店里的还大，能显示的地区更多，光光是中国，就有拉萨、重庆、北京和台北四个城市，到了世界范围甚至还有毛里求斯时间。

我开玩笑说：“这钟够气派。”

老太太说：“旁边的要拆我房子，我不让。我不光不让拆，我还开酒店，要和他门竞争，要抢他门生意。你看看我这钟，比他门的要气派多了。”

我脑子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以前健叔被群殴的时候只揪着对方一个人拼命打的情形。

我冲老太太竖了下大拇指，径直上楼。健叔已经开门在等我。门口豁然两个镀金的大字：一号。

我进门说：“你可以啊，住长江一号。”

健叔苦笑道：“没办法，这便宜。这破地方那个慢啊，前台、总机、打扫、结账全是一人。”

我问：“多少钱一天？”

健叔说：“二十。”

我说：“便宜就行了，至少在市区，晚上可以随便逛，困得不行回来睡一觉就可以。”

健叔说：“逛屁，这晚上九点就要锁门。老太说要省电，晚上十点就拉闸了。”

我说：“二十块钱一天住寝室是有点贵。”

这话让我想起我纯真的和肮脏的住校年代，不由得自己感动了自己。我又接着想到一句歌词：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如何如何如何的。

想起来，我和健叔已经有半个月不见。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艰苦生活，艰难联系，终于成功会合。我门决定要出去搓一顿。

走出长江旅社，就到了市中心。看见巨大的酒店下面新开了一家日本料理，我门觉得很新鲜。我说：“这真像回到了上海。好像上海人最近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健叔说：“那我门也奢侈一下。”

往前走了几步，健叔停了下来，说：“不行，你看，这是新开张的。”

我说：“新开张的更好，还有打折，又干净。”

健叔说：“不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门不能去有这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地方。”

我说：“你别幽默了，人家都是吃点菜的包间，才不来尝鲜。我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我门也不用那么紧张，被抓到也算天数，毕竟这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健叔说：“不行，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去自首，踏踏实实吃监狱送的盒饭。既然是逃犯，就要有逃犯的风范。”

我说：“你要相信我门的政府。你一要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还我门清白的；你二要相信政府是不吃无包间之饭的。走！”

我拽着惊恐的健叔进了面前的日本料理店，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隔过有茶色玻璃的落地窗，看到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蓝。假装有格调的餐厅里响起了萎靡的日本妓音，这一听就是军国主义时期日本男人侵略海外以后慰安无方的日本苦闷女人在樱花树下弹奏低吟的乐曲，真是让人沉沦。

这时候，突然一个不甘沉沦的坐在我隔壁的国人一拍筷子操着东北普通话叫道：“娘的，快给我放首流行歌曲。”

这话吓得柜台里的服务员忙四处找碟。

末了，还听见东北汉子嘀咕一句：“他妈的，最受不了这种高雅音乐。”

不消一分钟，从JVC音响里传出消失的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SAYYES》，看来开店的老板是彻头彻尾的汉奸。音乐大概响了半分钟，东北汉子又忍不住了，叫道：“服务员，有没有不是粤语的？整点流行的，快，没有就出去买。”

几个服务员又是一通找，终于找到了陈百强的一张CD.陈百强就张口唱了一句，东北汉子站起来戳着服务员骂道：“我只配听死人的歌吗？快给我出去买雪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