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对于周汉良的调查报告，中央上下没有几个人相信，最终还是让黄秀松报告红麻根据地的情况。黄秀松的报告也不免带了主观，从自己所认为的切实发展革命的实际需要，述说了自己对红麻根据地及李锦江的看法、意见，无形中大力维护了李锦江。

根据黄秀松的意见，中央已经决定了让李锦江参加“六大”，并代表红麻根据地的一万多名党员发言。但随之而来的，是黎利三等广州起义善后小组成员归来带来的消息。

黎利三在香港，被武光浩等红麻根据地的战士摆了一道，心中不免很有火气。归来后，黎利三便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大为指责李锦江领导的红麻根据地，这让中央对于李锦江的立场不免又有些怀疑。

一直以来，中央了解到的李锦江的情况，都是通过别人的判断。这些完全相左的意见，让中央认识到，不能再派出同志去了解。每人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这样下去，中央永远也了解不到真实的李锦江。

至于黄秀松反映过来的张卫，由于张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反而有些偏安一隅，连大一点的举动都没有。此刻的中华共产党中央对之是毫不重视，仅仅是出于深入了解李锦江的需要，才让张卫列席会议。

第二天一开会，李锦江便遭到了以黎利三为首的一派的质疑。

会议名义上由向中发主持，但实际上却是由周恩莱主持。周恩莱先是宣布了此次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在当前局势下，革命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就近期中华国国内各地的革命斗争情况，交换信息、看法；二是讨论“六大”召开的与会人员名单，留守人员名单；三是请“共产国际”的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四是讨论“六大”召开前，以及“六大”召开期间，国内的革命斗争目标、斗争方式。

听说有“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卫与李锦江不约而同的向四周看了看，却没有看到有什么外国人在场。

此次会议的参加人员大约有四十余人。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桌子，围着桌子坐着十一人。李锦江此刻就是十一人中之一，足见中央对他的重视。张卫的位置就远远不如李锦江，仅是在李锦江斜对面靠墙的一个角落中。

沿着桌子坐着的还有瞿秋柏、向中发、周恩莱、苏昭征、李为汉、张国涛、黎利三、任弼实、项英、蔡合森十人。

黎利三似乎早有准备，周恩莱话音一落，黎利三就起来做了名为《统一在一个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中华国革命》的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的中华国，革命的力量薄弱，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实力空前强大，当前中华国的所有共产党员，应当在共产国际、中华共产党中央统一的指导下，依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有条不紊的开展革命，最大的发挥共产党员的团结性、先进性，争取最快的达成全国革命的目标。

这篇报告在一个侧面上着重指出，党员应当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华共产党中央的指导，而不应当自行其是，自做主张的自搞一套，置全国的大局及其他省份的革命形势于不顾，变相的行军阀主义之实。

报告以不点名的方式，严厉的批评了，以李锦江为首的红麻根据地和中华工农红军第十七军。这其中的韵味，让黄秀松及张卫皱起了眉头。

李锦江并没有那么担忧，他并不是不知道黎利三等人将红麻根据地抹黑的危害，而是他始终相信一点，那就是凭实力说话。只要各武工队、游击队能够在中华国遍地开花，那么，红麻根据地的中心领导地位就将确定下来。

这一点，李锦江对自己很有信心。不管怎么说，自己这些人也都比这个年代的人多了近百年的见识。下一步该怎么走，还没走出来自己就已经知道了，哪里有绊脚的石头、哪里会掉下陷阱，早就心知肚明。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自己发展强大起来，自然就不怕黎利三等唧唧歪歪什么东西。

令李锦江感到不快的，是黎利三在报告结尾，对广州起义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汇报了广州、广西、香港等原隶属南方局范围的地区的革命形势，把广州起义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叶艇，甚至原南方局范围内的革命形势低落，也成了叶艇的罪过。

原来，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中，叶艇由于心伤于革命同志的死难，对自己负责广州起义却遇到失败而感到内疚，没有自作辩解，黎利三便将责任全部归罪于叶艇。

李锦江派人将叶艇接到红麻根据地，黎利三初时只道叶艇畏罪潜逃，便将叶艇打为了逃跑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党内最大叛徒，并公之于众。而后，待周汉良回到中央，告知叶艇是为红麻根据地所接走，黎利三当即颜面大失，便把李锦江给恨上了。故此，才有这么一篇不点名批评李锦江的报告。

黎利三发言完毕，其他党员也通报了各自范围内的革命形势情况。第一天在党员的汇报中很快过去，甚至没有排到张卫与李锦江发言。但张卫通过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却发现，第一天会议的结束，恰恰是在除了自己和张卫以外的所有党员发言完毕之后。

会议第二天，周恩莱首先让张卫报告太行根据地的情况。而张卫所述的太行根据地的情况，让在座的党员大吃一惊，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不得不打乱了会议的议程，把一个上午都用来给张卫详细介绍太行根据地的情况。

张卫的建设理论，剽窃于后世已经大成的理论，张卫又专门做了加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理论为依据，结合了中华当前的实际，从理论上、实际上都可观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