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离间夏言与嘉靖之间的关系。

嘉靖每天都热衷于神神叨叨地搞些道教的仪式，严嵩投其所好，但夏言对此敷衍了事，这下严嵩就有了可乘之机。

说有一次搞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一高兴就把这又高又细的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颤颤巍巍的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诶，你的呢？”

夏言居然说：“哪有政府首脑戴那玩意儿的，况且还在朝廷之上，严嵩你个老小子也太不像话了。”

嘉靖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过后严嵩就单独跑到嘉靖那儿跪在地上哭，说夏言平常老欺负他了，今天这在班上嘲笑他戴这个“荷叶绿帽子”这事儿那还算是轻的。

严嵩这个状告得可真有技巧，他并没说夏言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你嘉靖的不尊敬，他就像小孩儿诉委屈一样说夏言欺负他，你看，连告状都告得这么低调。可眼前的事儿却是因为嘉靖做的这两顶“绿帽子”而起的，所以嘉靖心里特不是滋味儿。结果严嵩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其次就是离间夏言跟内廷的关系。

夏言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个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按《明史 夏言传》的说法，他见到他们是“负气岸奴视之”（《明史》卷196），也就是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再有就是离间夏言跟言官的关系。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他们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所以离间了言官跟夏言的关系，就可搅得夏言不得安生了。

在完成离间之后，严嵩第二种手段就更毒辣了。这种手段叫“借势”，也就是借一件具体事件的发展势头，把水搅混，然后趁机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这一招特别狠，夏言果然中计。这个过程，当时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也有幸亲眼目睹了的一段。

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但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

说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六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

夏言关键的失误是忽略了嘉靖的态度和嘉靖那种猜疑的性格。

据说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又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预政。

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严嵩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

你说这都是什么理由啊，但凡嘉靖脑子清楚点也不会相信啊，可嘉靖看夏言的岳父搀和在其中，就信了严嵩的话。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说刚到了通州，他就听到了曾铣被抓的消息。夏言突然意识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突然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严嵩的黑手在，所以他大呼了一声，说“噫！吾死矣！”就是说“哎呀，这下完了，这下我要被严嵩害死了！”

这时候，他意识到他中了严嵩的奸计了，可一切都晚了，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猛然醒悟的话的时候，朝廷来抓他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后来一个堂堂宰相夏言，还有一个堂堂总督边关事务的大帅，都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被杀掉了。

这一下朝野震动，而严嵩也就此取代了夏言，成为了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结交

夏言的死，在当时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进入官场的时候，他还是当朝宰相；可张居正的见习期还没满，一个当朝宰相就莫名其妙地给杀掉了。

北京的官场上，上上下下的官员都非常震惊，更不用说张居正这个刚刚进入官场、还在见习期内的庶吉士了。

所以有关这件事情，虽然张居正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并没有交待过他当时的想法和看法，但作为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抱负的年青官员，张居正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受到过不小的震动，这从他在这件事后跟严嵩的接触上大概也看得出来。

明眼人都知道是严嵩害死了夏言，《明史 夏言传》就说夏言临死前曾上疏嘉靖，指出是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