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野史里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店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结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恐怕没有法理依据吧？

哪知道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么没有司法依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

师爷一听啼笑皆非，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谛，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结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官场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 官引法书》）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又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什么能充斥官场呢？

从根本上说，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

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第二个问题：变法观念。

我们知道，万历新政本质上是一场改革变法运动。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一样，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因循守旧的官场与百姓接受变革的新观念。

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他变法运动的自觉抵制。

为什么会抵制呢？

历史书上当然都说是他的变法触动了以司马光这些人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要知道，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里虽然是个“反对派”，但他不是“反动派”啊！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也是个一心为国的忠臣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考虑，只是他考虑出的治国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罢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呢？

从阶级论的角度来简单的下一个总结那当然是容易的，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情情况远比一句“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

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

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 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究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