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巡按、巡抚、总督都是都察院系统的官职，也就是说都是监察系统的官儿。地方上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军事长官则是都指挥使和总兵。这个巡按、巡抚和总督不过是中央的特派员，派到地方上监督各地的军、政官员而已。

但就监督而言，巡按和巡抚的职责还不一样。自明英宗以来，明朝法制上就有明确地规定，规定巡按不得过问军事，而巡抚却可以过问军事，比如辽东巡抚的官衔全称就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

所以刘台他要是辽东巡抚，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就一点儿事也没有；但作为辽东巡按，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严格来说，他就越权了。

刘台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心的话，这是好事儿啊，我又是张首辅的门生，人家说“家鹊报喜”，那说起来是张首辅培养了我，提拔了我，把我当自己人看，这种喜事我怎么也得自己人先报上来吧！

所以这点越权他就没放在眼里，急急地赶在所有人前面把辽东大捷的表章先给上了。

但张居正一看到这份表章，心里的火腾地就上来了。

虽然辽东大捷让人高兴，但刘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这份表章是你该写的吗？你急急地上表报这份喜、邀这份功干什么呢？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职责所在吗？而且，我现在正在推行考成法，要“综核名实”，要全国上下官员都要明确岗位职责，你这不是顶风作案吗？

说老实话，这要是别人，不是刘台，依张居正一贯在人事上比较谨慎的风格，他顶多也就是写封信善意地提醒、批评一下，让他下次注意。可这是自己的学生啊，而且还是自己最近刚刚提拔上来的，虽然不能说是亲信，但也是自己要培养的人才。张居正向来对于自己的人要求得特别严格，况且考成法的实施就要改革官场的弊病，你要以身作则啊。所以，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刘台跟自己的关系特别近，张居正才决定要严格处理刘台，请圣旨降谕严加斥责。

要知道，在官场上被皇帝降旨斥责，那比降他的职还要让人难堪，能受这“待遇”的人那才能有几个啊！

所以刘台这气啊，心里堵得个要命，怎么也想不开。心的话，我不就是稍稍越了点权嘛，我又没越权谋什么私利，又没越权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不就是越权打了个报告嘛，你张老师、你张首辅至于这样对自己的学生吗？

说老实话，刘台这抱怨看上去也是有道理的。说起来，确实也就是打了个报告，也不算什么大事。况且还是打胜仗的报告，你要说是打了败仗，迁怒下来，还可以理解。这打了胜仗了，至于为这点小事生气吗？

另外，人家刘台还是你张居正的学生，还在江陵任上呵护过你们张家，你张居正至于为这么点小事发这么大的火吗？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了。

看起来，刘台只是违反了考成法的规定，受了考成法的惩罚。但张居正关心的重点，是监察权对地方军政决定权的影响。

张居正对于这些中央特派员的权力过大，甚至严重干预地方军政长官的决定权向来心怀忧虑。他在这件事后给一位地方巡按御史的信中说：“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这段话是说，这些中央特派员到了地方，本身在军政领域并不专业，但喜欢指手划脚，干政预政，以至于下面的人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人事关系也很混乱，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出乱子的。

其实张居正这个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国家行政，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职责分明。考成法的原意也是为了要达成这一点。古语尚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弄个特派员在身边儿，他什么事儿不管懂不懂还要下个命令、弄个指示什么的，这和平时期还好，要碰到战争时期可怎么办？那不乱了套才怪。

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印证，那就是在张居正死后，到了万历四十七年，兵部右侍郎杨镐经略辽东，与努尔哈赤展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东大决战。这一战本来明军不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资源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杨镐作为主战派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的，可见在战争意志上那也是没问题的。可是最后萨尔浒一战，明军全线溃败，从此明朝与后金之间强弱易势，大明朝走上了一味防守的被动局面，也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说起来，杨镐辽东大败有很多原因，但有一条，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一再催促，以致仓皇进兵，误中埋伏，这不能说是一条最直接的失败原因。

要从杨镐辽东大败的意义再回头看张居正要制约这些中央特派员的权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现在对刘台的斥责那真是叫“防微杜渐”！真可以算是一种卓识和远见啊！

可惜，张居正死后，明朝再无张居正！世间再无张居正！没了张居正的大明朝，又焉得不败乎！

学生告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