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

其实，说起来“一条鞭法”也不是张居正发明的。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官就试行过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甚至像海瑞，他在应天巡抚的任上，也试点过一条鞭法。

我们刚才讲到的吴晗笔下所谓海青天怒判徐家案倒也确实是实有其事的，但不过不像吴晗先生写的那样，海瑞并没有杀徐家老三，而是逼着徐阶把徐家大量的良田都退了出来。

海瑞也意识到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主张让大地主退地；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赋税与徭役的压力，他也在应天府任上试行过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的本质就是把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合编成一个，因为是合编起来，所以原来叫“条编法”，编是编定的编，后来讹误成了鞭子的鞭。

事实上，历朝历代，有关赋税问题最后都会演变出一个突出的矛盾，那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层出不穷。

你比如说朱元璋他自己是出身农民的，而且是赤贫的贫农，所以他对元末的苛捐杂税那是深有感触的，所以明朝建立之初，他在谈及税制的时候就说过“法贵简单，使人易晓”。这话是对户部也就是税务部门说的，其实意思也就是要赋税的征收简单化、清晰化。

所以开始的时候，明代基本上继承了唐代了两税法，以田地为基本衡量单位，从赋税与徭役两个方面来确定老百姓的纳税义务。可后来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再随着官僚腐败日益严重，苛捐杂税就开始恶性膨胀，就开始“猛于虎”了。

张居正上台之后，大力推行万历新政，表面上他主要精力都在考成法上，但其实他最关心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他曾经在反复提到过赋税和徭役的问题，认为“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张太岳集书牍六答藩伯吴小江》）也就是赋税沉重、徭役繁多，这就是“邦本之虞”，也就是国家最根本的危险所在，所以他才“日夕为念”，就是说心里一刻也放不下。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个干起事来雷厉风行的人，可《明史》上总结他的性格特点的时候却说他“深毅渊重”，就是说他很稳当，甚至有点老谋深算。我觉得他在经济改革上就尤其体现出了稳重的性格。

一方面，经济问题张居正并不是非常拿手的。要知道他一进入官场就在翰林院，然后到国子监，那都是教育系统，后来虽然任过礼部的右侍郎，那也只是一个过渡，一是时间很短，二是根本也接触不到经济工作。再后来他就进内阁了。所以从工作经历上说，他根本就没接触过经济工作。

缺少了必要的经济工作实践，也就使张居正不敢贸然在经济领域做出大动作来。

另一方面，一条鞭法的改革也面临着重重阻力。我们说一条鞭法早就被某些地方官试行过了，可朝廷对于这些地方官的努力一概都不认可。

比如嘉靖到隆庆年间，在试行一条鞭法上比较有名的海瑞和浙江巡抚庞尚鹏都先后被罢了职。主管经济工作的户部尚书葛守礼尤其反对一条鞭法，他是经济改革上反动派的领袖。进入万历朝之后，葛守礼又迁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那就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张居正还要靠他的威望来驾驭言官系统，所以也不想在一条鞭法上与葛守礼产生正面的激烈冲突。所以他一上台执政，对于一条鞭法，也不说好，也不说坏，他要看，看这个一条鞭法到底具有怎样的利弊得失。

当然，他这个看，并不是干看，观察一条鞭法的同时，他也没闲着。张居正认为要推行一条鞭法必须要先清丈田亩，也就是要先把大地主阶级手中隐藏的大量的土地呆、坏帐搞清楚。不管要不要推行一条鞭法，这个工作都应该是必须要做的。所以，他在推行考成法的同时，就要求各级官吏开展清丈田亩的工作。

当然，光清丈田亩也已经是极其艰难的了，因为这动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张居正自一上台起，就大力抓清丈田亩的工作。尤其是到后来，他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所有经济工作的基础，所以他对各地的官员都强调说：“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集　书牍十二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也就是说张居正充分认识到清丈田亩的艰难，所以要用强权来保障这项工作的施行，他现在大权在握，务必要趁这个有利的政治时机把这项工作完成，而他死后，继任者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情况，那就难说了。

这也说明了张居正对自己死后政治局势的担忧，所以不论再难，他也要把这项经济改革的基础工作给完成掉。

到了万历八年，清丈工作终于取得了全面的成就，全国范围内从大地主阶级手中清算出多余的土地多达三百万顷。

这三百万顷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