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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部分阅读(1 / 2)

懿文背 ?br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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