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 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