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

中共中央还在《决定》的附件中明确了关于地租、债务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规定，从而使党的减祖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1943年10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密切协同，具体分工，分明责任，划清范围，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确定不同重点，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边区政府的指示发出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北岳区重点对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逐村逐户复查，力求彻底执行。各专区开办了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中心的干部训练班。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先以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1933年以前的债务，本利一律停付，1933年至本条例公布前的钱债粮债，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3年冬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5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规定公私租佃的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同时公布了借贷暂行条例，实行分半减息。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祖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4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一年减租户数为18284户，减租地数为393482。7亩，减粮6207283斤；减息户数为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934。8元。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共有10章98条，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