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对全党的同志说，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因此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将对你永远是无情的！

第三章：女人无叛徒

一

“红梅花儿开，朵朵向太阳。 ”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了红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有一个叫“江姐”的人物，她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在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其中之一。

在一个个叛徒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像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姓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女人就比男人强，女人永不背叛！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黎澍霜女士和王振华夫妇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蒲小华和其母郭德贤）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3、4月关到渣滓洞来的。她的问题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的。周香泉当时已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5、6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女士挺着大肚子又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就把女牢搬到了进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3、4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 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 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被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兽性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与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儿子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