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在一个凭着党证就可以充当通行证自由进出斯莫尔尼宫的时代，要杀死一名政治局委员其实并不象历史学家所想象得那么困难。
但这种粉红色的结论是绝对不能被党和人民接受的。所以从一开始，主持案件调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雅科夫 绍洛维奇 阿格拉诺夫和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 杰米亚诺维奇 梅德韦季就设法要把杀人犯的个人动机拔高到对党不满的程度。从12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开始，报纸开始指责白卫军要对谋杀负责。12月4日，开始寻找尼古拉耶夫同托派的个人联系，14日，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也成了幕后黑手。到最后，虽然阿格拉诺夫1935年2月3日在内部业务会上明确承认“我们也无法证明 莫斯科中心 了解反对基洛夫同志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情况。”但是全国的宣传机构和群众集会都开始愤怒抨击季诺维耶夫分子的血腥暴行，斯大林借此吹响了清洗的号角。虽然现在新的领导集团停止了进一步的镇压，但是基洛夫的死，依然是反对派的罪恶阴谋，这一点依然丝毫没有改变的立场。
那么，如果说党不能够宣布，他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是被争风吃醋的丈夫干掉的色鬼？那么，莫非我现在可以宣布，改变国家面貌的五年计划制定者，实际上是一名深度酒精中毒者，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瘾好，违反医嘱毫无节制痛饮伏特加而导致心脏病突发？
其实我知道应该怎么说。
也许别人不知道，但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克里姆林宫学者，我知道有一种说辞人民将非常乐于接受。那就是1938年3月2日维辛斯基在法*提出的解释：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是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暗害。
1934年12月1日，已经出现了一把手枪，1935年1月25日，完全可以有一剂毒药。
当然，我不准备完全模仿维辛斯基，至少这次没有必要把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送上审判庭。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无辜的；
其次，根据我的历史知识，大夫们，不管是莱温还是普列特尼奥夫虽然在法*都显得十分配合，但这是在叶若夫对他们施加严刑拷打的结果。作为老派知识分子 为无产阶级领袖们看病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无产阶级领袖们不能放心把他们自己的健康交给新生的无产阶级医生 党的决议对老派知识分子没有约束力，他们遵守的是自己的道德规范。1938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有本事把他们抓起来逼出一整套假口供，我这个新鲜出炉的中央委员是没有这种大能的；
再次，把投毒的责任归给医生，那么就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恐慌，人们会对每一位医生都产生怀疑，斯大林对此乐见其成，但新的领导集体看来或者并不希望这种严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局面出现；
最后，除了为古比雪夫看病之外，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同时也列名了斯大林同志的病情通报。如果把他们打成投毒杀人犯，那可能会使人产生一些十分不恰当的联想。而据一些迹象判断，党的新领导集体并不乐意看到这种过于旺盛的想象力。比方说，当代苏联最伟大的音乐家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耶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的最新歌剧刚刚在苏联全国范围内被禁演，在另一个时空，那是因为斯大林同志不喜欢那种“艺术上的形式主义”，不过现在么 在我看来作曲家倒霉的主要原因应该不是他的艺术手法，而是作品的名字令新的领导集体十分不爽 居然叫做《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
没有医生的配合，不过，来自未来的我除了克里姆林宫学之外，还有些别的知识，比如那个时代很轰动的莱温斯基案件。
我抓起了办公桌上电话，30年代苏联绝大多数的电话还是手摇式的，需要向中心电话交换台报出号码才能接通，不过内务人民委员办公室当然已经安装了“转盘”电话，可以通过克里姆林宫安装的莫斯科第一个自动电话交换台联系各部门。
我拨通了位于普希金广场的苏联检察院五楼办公室。
“安德烈 亚努阿里耶维奇，我是别尔科夫。”我接通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这个时空里，他大概没有机会去主持对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大审判从而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一般来说，政治家都渴望出名，哪怕是臭名），不过我也许可以补偿他一下，“能为我安排一个独立检察官么？要有一些医学知识的。”我有意在“一些”上加了着重。不需要很充分，因为技术部门将会为他准备一份非常完善的尸检报告。
我相信维辛斯基的智慧能领会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在二月临时政府里发布过对列宁的通缉令的孟什维克，能够在布尔什维政权里步步高升，直到1954年寿终正寝的智慧。他将很乐意借这个机会使他的一名部下成为发现阴谋的英雄，同时显示下他所一直宣传的列宁同志所强调的苏联检察机关的独立性。
苏联人民将被告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古比雪夫同志死于反动分子的投毒，这与对基洛夫的暗杀一脉相承，因为众所周知，反对派的领袖加米涅夫曾经领导过莫斯科苏维埃，而20年代初托洛茨基分子曾经掌握了几乎整个莫斯科卫戍区。
政治局当然知道真相，我绝不会向他们隐瞒，但是我也知道，负责克里姆林宫日常管理的候补中央委员波斯克列贝舍夫是斯大林宠爱的人，但多年来他始终认为只要表现出对老大的忠诚就够了，对于奥林匹斯的其他众神他一直缺乏尊重。我相信新的领导集体会很高兴得到一个借口，在调查过程中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作出一些调整
或许，我真得很合适作现在这份工作。
注1：指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的创始人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 捷尔任斯基的像，该像在1991年8月23日被推dao。2005年11月8日被重新立在俄罗斯内务部大院内。
注2：亚历山大 奥尔洛夫（真名为费尔德宾），1938年因担心遭到清洗而叛逃，叛逃前他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留书，要求不对他实施追杀并不迫害他留在国内的家人，作为交换，他将保证不向西方透露他所掌握的苏联间谍，同时也不透露西班牙内战时期由他组织的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黄金（价值5.18亿美元）偷运到苏联的行动。颇为意外的，叛逃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接受并信守了协议。奥尔洛夫在50年代在西方出版了《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由于他自称为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实际上苏联30年代并未授予将军军衔，而按照1945年国家安全军官授予统一军衔时的标准，奥尔洛夫叛逃前的级别仅相当于上校），该书影响颇大，但实际上大清洗期间，作者作为外勤特工，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国外，本书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道听途说与小道消息，并混杂了作者大量的想当然。另一方面，奥尔洛夫叛逃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对英美情报机关的极大讽刺：因为他曾是剑桥“五杰”的主要招募者之一，当mi－5不断为那个找不到的“第五人”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们的招募人正在fbi的保护下生活在克里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