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毕竟只是一句话。”

确实如此，我很赞同莫洛托夫的评语。虽然这是一份很好的分析，但是他的----实际上仅仅是一句话，一句无法证实的流言。虽然分析长达十六页，而且分析地十分出色，但这仅仅是建立在这种无法证实的流言基础上的分析。

“所以 阿罗谢夫同志这次做的真得很精彩 ”我这样回答莫洛托夫。

“萨沙 这次确实做的很好 ”莫洛托夫对他的中学同学、地下小组的伙伴、私人好友表示了同样的肯定。“报告很出色。”我注意到他对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维奇 阿罗谢夫用了昵称。

苏联史中众多的谜团之一，就是1941年6月22日，对于斯大林这个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效的情报网的人而言，纳粹德国的进攻为什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究竟为什么拒绝和忽视了大量情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 斯大林确实看到了情报，但是他仅仅是“看到了”情报，那些情报，完全不是如后世历史学家面前那样清晰和明白：因为，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确实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有效率的情报搜集网，但是，不管是归属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政治情报系统还是还是红军的军事情报系统中，那时候都没有一个情报分析机构的存在！从世界各地汇集来的情报，仅仅经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处理之后，就以近乎原始的形态被交到了各个按照权力金字塔有资格得到的人手中。所以，情报网的最高掌握者、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约瑟夫 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即使他有着确实大大超乎普通水准的智力水准，也一样注定了不能不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 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成了他自己那种拒绝任何人对他进行信息过滤的过分猜疑心的牺牲品，因为正是他自己在之前摧毁了苏联原有的（虽然也并不算完善的）情报分析体系。

但是，在我所在的时空，有大量人民委员会日常事务要处理的莫洛托夫一开始就不可能象30年代的斯大林那样自己来处理所有信息 哪怕尝试一下也不行（斯大林毕竟是在1941年5月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因此，1932年成立的国际情报局很快就具有了特殊意义。

国际情报局是在1932年4月前根据政治局决议成立的，其责任是于与军事情报机关密切合作，通过定期编写《国际情报局报告》、《国际情报局通讯》以及《国际情报局外国报刊简报》等形式，为党政高级领导人提供国际形势分析。但是这个机构在卓有成效的运行了两年之后，可能是由于他的领导人，卡尔 伯恩哈多维奇 拉狄克太喜欢出风头，太喜欢把自己的工作从情报分析向外交建议延伸而过度侵犯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领地，因此，伴随李维诺夫的地位上升（1934年初在**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就在34年中，他以机构精简的名义把四名副外交人民委员中与他不合的索科利尼科夫、卡拉汉两人赶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际情报局于1934年5月被降级为一个仅仅负责编写外事通报的机构。

在另一个时空这个机构再也没有得到过翻身的机会，但是这个世界里，莫洛托夫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莫洛托夫对情报机构有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就像每一个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一样，高度重视对外情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和斯大林一样（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对于职业情报人员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所以，即使红军情报局集中进行情报分析的第四处（“情报统计处”）并没有被大清洗摧毁，而我几年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小小改革时，也在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局以及其下属的各地区处中都设置了主管分析工作的副职，莫洛托夫仍然选择将国际情报局复活并且逐步赋予了它统合协调政治情报与军事情报的新职能。当然，这种巨大的权力交给拉狄克这个一度被开除出党的前托派分子（即使他已经多次表示同过去划清了界限）也未必不让人放心，所以莫洛托夫在苏台德危机之后，把他的中学同学、地下小组的伙伴、私人好友，从布拉格那已经形同虚设的全权代表处调回国担任国际情报局局长，并顺手兼上了副外交人民委员从而把苏联驻外各全权代表处的那个小小情报系统直接纳入控制 天可怜见，据说我是外交人民委员

“不过，这毕竟还只是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报告很厚、很充实、很丰富，但是从某种角度上，它已经不是对那一句话的真实性分析，而已经转变成对日本可能采取某种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确实只是一句话，但是 “但是问题是，现在那一句话是否真实，甚至其是否存在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

“ 为什么这么说？”莫洛托夫做出询问的表示。

“我觉得现在分析中指出的，是一种完全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策，不管日本方面到底现在是否已经在执行或者考虑执行这种政策，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政策确实行得通，这一点，既然我们可以想到，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武断的假设，日本方面就一定不能想到。”

虽然在另一个时空，他们就是没有想到，但是，这个经验能够简单套用过来么？我可没有把握，特别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如果他们想到了 ”莫洛托夫停顿了一来。“那么我们的整个远东政策都有可能而因此坍塌 ”

“确实如此。”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苏联选择的立场就是向南京政权（现在已经变成重庆政权了）提供军事援助，而直到我们谈话的时刻为止，重庆政权的军队还能（虽然勉勉强强地）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维持着一条防线 但是，如果战争的性质如这篇文章所分析和预言的那样发生急速的变化呢

与一般的历史记载相反，20、3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极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机械地仿效十月革命经验，顽固坚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论的，实际上是东方的教条主义书呆子们，而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事实上，早在1927年，《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问世，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并得到极高赞誉，成为了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第一个享受到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译载待遇的作品 虽然这部杰出作品的作者在当时连**的候补中央委员都还不是

所以，苏联同样清晰和深刻的知道，如果日本如文章所分析的那样推行土改政策的话，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