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一阵沉默，尽管队长一再催促，史自昭也不再说话，这种摆肉头阵的情况要是在别人身上人们早就喊叫起来了，可是今天人们看队长还没发火，别人谁还发火？况且今天的批斗会也别开生面，自己报名当右派，这种怪事把大家带入了五里云雾中，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大气不出心急火燎地等着听这天下奇闻了，谁还能喊叫？高队长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哎？说话呀！怎么，哑巴啦？”见史自昭还是不开口，高队长笑眯眯地挖苦说：“怎么？也觉得委屈咧冤枉咧？别人可能这样，你不会吧？”

史自昭被队长的冷嘲热讽激怒了，终于坚定地喊了一句：“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

“你不是右派，为什么自己报名当右派？”高队长严肃起来。史自昭觉得理由十分充足：“自己说是右派就是右派？”

“哎？”高队长又乐了，“自己都说是右派还不是右派？”史自昭说：“是右派得有证据，得有反党事实吧？不是凭谁一说就是吧？”

“你跟谁要证据？”高队长这回火了，“你的时候同情右派，抗拒反右运动。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身为反右领导不认真抓右派，却跳出来阻挡，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不敢承认了？当时那股猖狂劲呢？现在知道后悔咧！晚了，不灵咧！老百姓讲话咧，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坐不回去咧！你死了这条心吧！好了，不必在他这问题上多费时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他的问题让大家明白明白就行了。”

可是大家不明白，不仅不明白，而且引起了更大的怀疑，陷入一个谜团：天下真有这样傻的人？自己往火坑里跳？队长说的是真的吗？他不承认反党，队长为什么不让他挖思想说具体情况呢？他真是反右的领导人？

许多人把这当成了笑谈，对他采取了讥讽的态度。有人说：这人有病吧？有人说他傻实心了，不知道仨多俩少。白刚却对他十分同情，对他赞叹，为他深深地惋惜。他俩是大学同学，又都有志于文学，史自昭比白刚幸运，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一个文艺杂志社当编辑，经常发表诗作，他的诗在省里已有名气。他们到这里以后为避人耳目，不敢说出这种关系。白刚对他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公道正派，富于同情心，是个热心肠，说他同情右派，在运动中不那么积极，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他怎么会自己报名当右派呢？这仍然是个谜。有一天中午休息时，他俩凑在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斜躺在堤埝的阳坡上，白刚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解开了谜底。

反右运动来得很快，不仅右派们感到十分突然，连省、市机关的不少领导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市文化局一把手主要还是抓工作，而是让史自昭抓运动。向市委汇报以前局长也没有认为机关运动有什么不妥，因为重要问题及每个右派定案都是局党组集体研究的。后来因为市委书记在省里汇报受到了省委严厉的批评，认为右派太少，有严重右倾情绪，市委便决心再次掀起一个反右高潮，批评许多单位赶不上形势，尤其是对文化局的批评更为尖锐。说你们那里知识分子成堆，政治工作薄弱，不少人历史复杂，乌龟王八蛋一定少不了，应该比其他机关右派更多。可是你们打的右派，不仅达不到中央要求的比例而且比其他单位还少得多，这就不是一般右倾情绪问题，要考虑你们对党中央的态度，不立即扭转被动局面，就要考虑你们自己是不是能过反右这一关。

这已经把一把手推向了生死关头，他还能不急？回来就一再批评史自昭，而且话里话外，把责任完全推到了史自昭身上，以摆脱自己的责任。史自昭虽然内心不服但觉得运动当中，还得顾全大局，不愿和局长闹僵，只得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没能跟上形势。但行动上却一再拖延，运动没有多大进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那么多反党的人，怎能忍心把人家推向火坑呢？但局长有上级的任务压着，怎能容忍他拖延？一个催逼，一个拖延，矛盾便逐渐白热化，一次局长把他逼急了，史自昭便说：“上级怎么逼得那么紧，这也得看实际情况吧！”

“啥是实际情况？”局长说，“上次汇报会后，许多机关右派都翻了番，咱们没进展，这就是实际情况。”史自昭说：“不管别的单位打多少，我们这里实在没那么多。说实在的，就是以前打的右派，虽有些错误言论，但我看他们也不是从心里反党，再打实在不够条件了。”史自昭总是劝说局长，让他顶住点压力，不必过分强求数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4（2）

但是运动来势凶猛，谁愿顶这种压力？局长急了：“什么够条件不够条件，别的单位都有，就咱们单位没有？咱怎么向市委交待？”史自昭也急了：“总不能为交差就昧良心把不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吧？”局长说：“你说谁昧良心？”

“打右派可是涉及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一个人的生死关头。”史自昭说，“不看实际情况硬凑数，就是昧良心。”

“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局长火了，“比例是上级规定的，现在明摆着，咱就是数不够。”

“你觉得数不够，把我也报上去算了。”史自昭也火了。局长把桌子一拍说：“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史自昭正在气头上，也不示弱：“你报吧！是我说的。”

史自昭本来说的气话，觉得说完也就完了。谁知道局长正愁着运动扭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