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说我的问题请省里帮助解决。”她把眉毛一挑，不仅不接信，反而转身走开了：“哎？我不是告诉你了，他们说解决？让他们去解决！”

“按规定我的问题应该由省里解决呀！”女同志说：“那就用不着他们说话了。”

白刚好生奇怪，年轻轻的一个同志，说话口气怎么这么大？连中组部也不放在眼里。便说：“中组部说了，省委组织部不听还听谁的？”那女同志果断地说：“我们听省委的，你告诉他们，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看看再说也是白费口舌，便又立即回北京去找中组部。他满脸沮丧，把信往接待人员面前一放。接待人员奇怪地看了看他：“你还没去？”白刚说：“我已经回来了，他们不接信，还说只听省委的，右派问题不解决。”接待人员沉默了，轻轻地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这回完全是自言自语。又等了一会儿，接待员才说：“你生活很困难，不好让你老跑了，你在北京呆一段时间，我和领导商量一下，直接和省里联系，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实在没地方住，我给你开一封信到上访接待站吧！”

对中组部的接待，白刚充满了感激之情，几乎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虽然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白刚颇感意外，但是中组部接待的真诚、热情，却使他感到亲如一家！

他听说不久前人们对中组部没有一点好印象，该办的事顶着不办，对被冤枉多年的老同志冷若冰霜，想不到组织部只换了一个胡耀邦，变化竟然这么大，从政策到态度到作风全变了。省里僵化死硬的态度，曾使白刚心灰意冷，看到中组部的态度，他又增加了信心。

白刚在接待站住了几天听到了许多奇闻怪事。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够惨的了，已经是莫大的冤枉，莫大的不幸。看到了许多人更悲惨的遭遇，听到了许多更加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后，他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冤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人无中生有地制造组织集团，篡党夺权等等的罪状太离奇了，谁想到还有那么多案件更离奇，更荒唐。

不久中组部告诉白刚，他的问题和省里联系好了，让他回去等待解决问题。说也许你要等待一个时期，但一定会解决的。白刚喜出望外，眼前一片曙光。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1）

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下半年，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社论，催促加快解决右派改正问题。1979年初这类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文章说，划错多少就改正多少，绝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对那些受冤枉二十多年的同志，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现在离春节不远了，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就不要拖到节后，让那些背着沉重包袱多年的同志，愉快地过个春节吧！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令人兴奋的话呀！听了都让人高兴。可是白刚听了这些话只是增加了他躁动不安，本省不仅按兵不动，甚至连点进展的消息也没有。1978年，他等待。1979年初，全国许多右派已经改正，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机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他仍然等待。这期间他几次给原机关打电话都问不出一点情况，最好的情况是说正在复查，你等着吧！看到报纸上说得那么果断，春节前没解决，春节后该解决了，他又打电话，问是否能解决。

奇怪的是接电话的人竟什么话也不说，不管你说多少你问什么，他只是嗯嗯地应付，打十分钟的电话，对方只有一个字：嗯。对方是在故意折磨他，你有钱打长途？好！你打吧！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着你，看你有多少钱？白刚十分气愤也十分奇怪，这种人对中央政策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对受冤枉多年的同志不仅没有一点同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狠毒心肠。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撂了，决定再去中组部告状。

白刚正要出发去北京，原单位突然来了两个人，找他谈落实政策问题。白刚见到来人非常高兴，便开门，让二位到屋里坐。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住的还是地震棚，来人一看这房子这么低矮窄小，进门还得低头猫腰，便说：“时间不长，就在院里说吧！”来人便在北风怒吼中对他们两口子简单宣布：“你们的问题已于1979年1月9日经领导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恢复党籍。你们应该感谢领导对你们的关怀 ”

什么？原来是春节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离现在已经两个月了，白刚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了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工作忙，没有工夫。腾不出时间来通知你们！”白刚说：“春节后我打电话询问过，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来人说：“是吗？我们不知道啊！”白刚说：“接电话的 ，也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呀！”

“那可能是他一时很忙顾不上说吧？”白刚大声地抗议说：“不！我和他通话十几分钟，问他什么他都是嗯嗯地应付，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哪里是忙？纯粹是故意折磨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冤枉二十多年的人呢？”

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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