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阳光，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阴影。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己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50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点。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他们都没想过这事。

截止到这里，往前看，有件事可以稍微地证明这个观点，可惜只是个苗头，各位大君子当时根本没留神。就是贬谪滕宗谅事件。历代史书，包括现代宋史研究者，都说是因为滕宗谅早年得罪过仁宗，还有为了节约边关开支，所以才动了他。

不对，我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

得罪仁宗的人多得是，滕宗谅那个奏章算什么，比他更尖锐的多得是，赵祯都原谅了，为何单单只难为他？至于边关问题，钱永远都是小问题，只是要千万注意，要看是谁把钱掏给大兵们的！

还记得宋初第一军人曹彬当年被降职的原因吗？他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死罪。你想让边关将士只记得你的好吗？！滕宗谅、张亢、种世衡等人犯的都是这个毛病。区区几万贯钱，开封城里随便指个人家，都能拿得出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堂堂大宋国库的损耗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