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