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种人很奇妙，他们做事时总让别人看不透。其实原因很简单，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向某个愿望狂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奔跑中提前看到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从而突然间停住脚步。

比如富良江畔的郭逵。

空前巨大的胜利，别人看到的是进一步越过富良江，杀进交趾都城，杀光烧光彻底覆灭这个养不熟的小国，来个一劳永逸。可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军队，心立即就冷了。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宋朝入交趾的作战部队大约近10万人，负责运粮的民夫有20万。这些人中战斗减员很多，更多的死于瘟疫、疾病、饥饿。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剩下的士兵也变得虚弱，这时不顾一切地强攻，过了江之后战况会怎样？

什么是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心里有数。可要是不过江，他个人就惨了，宋朝派出这样规模的军队，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为的就是灭国，其它的所有结果都不考虑，他敢在这种叫劲的时候撤退，小心回国就判刑。

就这样，宋军在他的沉默中留在了富良江北岸，像是休整，像是随时都能杀过江去。在这种平静中，郭逵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李乾德紧急派人过江送来了投降书，连带着一船一船的物资、人口，那都是他在宋朝抢回来的。服得不能再服了，他发誓永远做宋朝的顺民。

郭逵不再犹豫，下令撤军。这时全军高兴，只是有人好心地提醒，这样回去，将军你自己会很危险。郭逵一笑，我不能抓住李乾德报答陛下，这是天意。与之相比，我更不能让十余万将士、民夫为我的官运去冒险。

当年酒楼读书的少年仍然洒脱倜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问心无愧就好了。

宋军回国，此战除了没能攻进交趾首都，抓到李乾德之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战后盘点，交趾人杀了16万以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军队杀了他们近8万以上的军队。两相对照，两个国家的性质，两国军队的性质一目了然。

这个讨厌的种族，到宋室南迁之后压力突然增大，那时才是他们受罪的时候。

郭逵回国，果不其然被文官系统弹劾。用意是相当地善良，一来可以为死去的将士们讨个说法。在文官的心里，郭逵实在是指挥无方，耗费了如此军力物力，居然不能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实在是无能。必须严惩；第二，这也是对郭逵本人的爱护。

他出征前就是宣徽南院使了，如果立功回来，狄青当年的枢密使位置还跑得了吗？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也要打压郭逵。

尤其是这种呼声道出了宋神宗本人的怨气，他是满心满意要杀光交趾人为邕州百姓报仇的。试想他连辽国、西夏都不能忍受，怎么会包容交趾这个小丑国家？郭逵真是让他郁闷到死。

郭逵被贬为左卫将军，西京洛阳安置，此后10年里不得升官。

这样的结果很厚黑，和近7年以来宋朝的主流风气不符。王安石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不为郭逵讲话，身为首相怎能容忍这样的冤屈事发生？

王安石已经不在了，郭逵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班师，在两个月以前，十月份时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

重回南方当年初起步的地方，7年一梦终于醒来，王安石走了。这时的走，和当时的来，都是对宋神宗的支持。就像郭逵从富良江畔撤兵一样，王安石当时同样面临着决择。如果他想留，他仍然是大宋首相，天子阶下第一人，宋神宗绝对不会赶他走。

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像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所编造出的“上益厌安石”，“安石叹息，天下事只从得四五分也得好矣”等谎言，根本不值一驳。就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哀叹宋神宗不听他的话了，四五分的听从都没有这句来说，就错乱无聊。

他们在这段史书里为了抵毁王安石，同时还记载着另一件事。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次为了天上闪慧星，民间有饥苦的事吵架，王安石立即称病回家，不再办工。神宗派人去请，王安石的亲信们就劝，为了获得权力，要把以往神宗不同意的事都报上去，逼他答应，从此确立权威。

王安石照办了，宋神宗为了让他工作，全都照办。那么请问，既然全都照办了，王安石怎么会哀叹“天下事只从得四五也好”？

矛盾百出，漏洞百出。

王安石的离去，完全是为了宋神宗着想。这时王雱死了，助手离散，满朝大臣放眼望去都是敌人。他留下只会给帝国添乱，让反对派整天围着他吵架。活儿谁干？国家怎么办？那样真是贪恋权位，让人齿冷了。而他离去，一天的云彩都散了，留给宋神宗的是一片广阔清新的天地。

国库充裕了，政令刷新了，军队强大了，熙河收复了下面的路，要由29岁的宋神宗自己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