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