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