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不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曰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地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还只是初期。到了后面，理学家们才真正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寻找根源所在。当然答案有无数种，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是错的，也有罪。

这些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认为，虽然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旦写得不好，将永留后世，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的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的，更是没法掩盖的，二百七十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一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在位时他都应召入朝，可时间都不长，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的学术还在完善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虽小，但心智正常，而他已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使用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