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霖放了她，并且许她从良。

这首词迅速流传开，圣人朱迫害同僚，痛打逼供弱女子的恶行也随之风行天下。有这样的前科，哪怕有再多的道学门徒为他辩白，那些丑事也无法彻底撇清。

圣人朱很痛苦，在郁闷中还得写奏章认罪，哪怕是有选择的部分认罪。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得这样做，不然赵汝愚的下场就是他不久的将来。韩侂胄是个非常合格的政客，懂得与其费死力消灭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消灭一个人的肉体更彻底。

圣人朱很聪明地尿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几个月之后就生病去世。他的死应该不算什么意外，毕竟年岁很大了，年过七十。可是后果仍然很麻烦，他的众多弟子、同道者、同情者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为他办丧事。

伺机报仇。

他们认定了是韩国戚害死了朱熹。圣人不能白死，韩侂胄必须为此负责！付出代价还不够，得永远地把这个敌人刻在耻辱柱上，万年不得翻身！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翻阅宋史想找韩国戚的话，在正常的官员列传中是找不到的，要到最后几篇的极特殊人物群落里去仔细搜，才有可能发现。

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韩侂胄郁闷地待在那儿，与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为伍，排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后。在他们的前面，是两宋的各大名太监，再向前很多排，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道学家集团。这些韩国戚都不知道，他被眼前的局面搞得怒不可遏，也没法遏。

想生存下去，只有与道学集团不共戴天。

作为韩琦的后人，韩侂胄不缺乏斗争基因与凶狠基因，为了根除后患，他使出了第三招 伪学党禁。

先把道学定为伪学，道学家都是伪君子。这事儿可以从孝宗时代开始追溯。那时的朱熹等人就很让孝宗恼火厌恶，直接导致了朱熹第n次的归隐。这时上纲上线，把伪学晋升到伪党，由伪党再提升到逆党，道学派全体成为了违禁品。

一声令下，天下遵从。

基层工作从科考抓起，从这一年科考起，试卷只要稍微涉及义理就成废卷，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中层规定但凡是道学门徒一律不得担任京官，历年考进来的各科进士、太学生等要查清楚是不是“伪学之党”。官员推荐、进士结保等环节要在有关文件上特别注明“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等保证。

在高端，事情是最严重的。北宋元丰榜、元祐碑的死灵复苏，韩侂胄列出了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太学生六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与道学无关，之所以榜上有名，都是因为参与了反韩同盟。

这次党禁在南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对南宋的伤害无与伦比。原话是“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照这话，仿佛孝、光两宗朝里的士大夫都很积极向上，没有不作为的，更不会整天清谈。是韩侂胄的党禁之后，才败坏了天下风气，谁都不敢干工作，不敢说话了。

奇妙呀，韩国戚难道是秦相公转世？

两宋间只有秦相公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韩侂胄的所谓党禁，除了赵汝愚、朱熹两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时候的死亡之外，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也没见谁进大牢受大刑，为时也不过七年，与北宋元丰、元祐党人动辄几十年不死不休的争斗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在斗争的后期，韩侂胄表现得非常宽容。据记载，一个叫赵令宪的官员受邀去韩府拜访，仓促间把正在的经过朱熹批注的论语集注放入袖中，施礼时这本书落在了地上。赵令宪心惊胆战以为大祸临头，韩侂胄却只是报以一笑。

或许在韩侂胄的心中，道学之流只是些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吧，痛打之后扔到一边，时过境迁不必再理会就是了。

那么，凭什么说是韩侂胄把南宋从根到梢搞到腐烂的呢？

把所有的敌人都扳倒之后，韩侂胄环顾四周，有了点小迷茫。当初只是因为心中不平，受不了闲气，才与赵汝愚叫板。谁承想开始之后欲罢不能，一路斗下来前方再没有拦路的了，于是抬眼一望，发现了个现实。

自己居然成了第一权臣！

这个结果让韩国戚有些不适应，毕竟他的官途长跑并没有从开始时就确定了权臣终点站，可是既然达到了，谁舍得再离开呢？韩侂胄牢牢地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权柄，下定决心谁也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