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先是防守，公元1246年，蒙古军四路攻蜀，受阻于运山城（今四川蓬安县东地附近山地）下，蒙古四川都元帅汪德臣部惨败，汪德臣的弟弟汪直臣被击毙。两年之后，蒙古军企图从藏地南下，迂回攻宋，余玠派俞兴西征，大败蒙古军于大渡河畔。

随后余玠主动进攻，收复了蒙古军在四川最重要的据点兴元（今陕西汉中），将战线推进至接近原蜀川外围的防区。

局面大好，突然就倒。余玠的好运终止于首相郑清之的病逝。郑清之欣赏他，信任他，他可以在蜀川大展拳脚。郑清之死了，一条锁链从临安横越千里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新上任的首相谢方叔早就看他不顺眼，天天在赵昀的面前碎碎念，说余玠专制一方，有不臣之心。时间长了，加上之前蜀川吴曦的叛变，哪怕没有证据，赵昀也对余玠起了疑心。

赵昀召余玠到临安自辩。余玠惊怒交加，在动身之前病倒，最终忧愤而死。也有另一种说法，他是服毒自尽。

余玠死了，“蜀人莫不悲之”，临安却无动于衷。接任的余晦快马加鞭来上任，大力清除余玠亲信，以达到首都对四川的管制。州西路安抚使王惟忠，被诬以通敌罪杀害。不久，宋廷又追削余玠官秩，使这位忠臣的死后也被算账。

然则，余玠首创的山城守蜀之法无可动摇，尤其是钓鱼城，它被扩建了，变得更加完善，尤其是城内的水井达到了九十二口，绝对不会有水源问题。

这些，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为南宋的生存带来巨大的依托。与之相比，孟珙的成绩仍然要更高一筹。蒙古军奉行的先蜀川后江南的战略，以及余玠在蜀川的成功，让京湖地区的压力骤然减弱，孟珙不再防守，而是主动出击。

孟珙收复了襄阳、郢州、荆门军、光化军等重镇，使原岳家军防区的前沿阵地复原。时机大好，孟珙希望临安能支持他，派重兵驻扎襄阳，巩固赵宋的根本重地。可惜，赵昀在临安城里考虑了一下，还是蜀川、两淮更重要吧，毕竟京湖已胜利，那边在防守。

于是不派兵。

孟珙无奈，只能再一次专注于防守。公元1240年左右，河南境内的蒙古军调动频繁，在边境线耕种屯粮，积木造船，目标直指荆襄。

孟珙有吴玠的遗风，防守时更注重突如其来的攻击。他悄悄派兵进入河南，数道并进，有的去毁掉蒙古军的粮库，有的去烧蒙古军的造船厂。几路人马同时发动，每一路都大获成功。

烧完了敌人的物资，孟珙叹息了一声，觉得前途暗淡。

赵宋一向以财力雄厚示人，与辽战、与金战，都在物资与人数上填补实际战力的差距。可是近三百年过去，一切都变了。蒙古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种族，南宋偏安半壁江山，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才能勉强支撑。限于时局，孟珙决定屯田。

京湖驻军在长江沿岸耕种大面积的军田，不仅粮食自给，每年还能补给临安。

时光在这种稳定中流逝，孟珙走到了公元1246年。这一年里他很不开心，他计划了很久，也实施了很久的一件事终于有了回报，一些在宋、蒙之间摇摆不定的汉族武装，终于选择了南宋。这对没钱更没人的南宋来说是及时雨、强心剂。

可是皇帝陛下赵昀不喜欢。他觉得这是自找麻烦，像从前的李全一样，今天归宋，明天附蒙，于国何益？

孟珙在巨大的失望中病倒。重病中的他深深地叹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九月三日，理宗时代最杰出的统帅在江陵府逝世，时年五十二岁。

孟珙的离世，使江南近一半的防区出现真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统帅，其稳定性无人可以替代。然而赵昀是个好命的人，他在享受幸福生活之余，还得到了额外的奖励。

话说赵昀日后的庙号是理宗，顾名思义，乃理学大成之宗。该宗恨不能与朱熹活在一个时代。在他的统治下，理学家的春天到了。

理宗陛下非常醉心于为儒家清理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