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挠挠头：“当年曾经帮过咱们的大恩人，万教授……如今出了点毛病？”

张小桐何等聪明的人，一下就想到了：“他……弄了多少钱？”

我摇头：“没问，不过既然有人给他捅出去，肯定少不了。”

张小桐顿时无言。我回头看她低头无语的样子，心中一阵怜惜，伸手去摸了摸她的头发：“真对不起，你刚回来就让你听见这样的消息。”

张小桐抬头对我笑了一下：“没什么，你不是常说，生活没起落容易丧失激情吗？反正见到你就是最好的事了，什么都影响不了。”

我听得大为动心，慢慢凑近张小桐的脸，恶狠狠吻下去。张小桐微微用手捶了我胸口一下，就任由我轻薄了。

我们这个吻吻得极长，或者这不叫接吻，只能算是一种比拥抱更亲密的亲热方式——再亲热一点的方式我也熟，不过现在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晚一点再说，倒不是说我现在身体不行或者怎么着。现在这个孩子一样的身体里荷尔蒙分泌量并未达到性冲动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在以前的生活里已经放纵得够呛，这一次重新面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女性，哪怕是张小桐，我也谨慎再谨慎。

性是个好东西，可副作用也很要命。

我和张小桐热吻超过10分钟，就在我天人交战考虑要不要趁机摸摸她胸脯的时候，电话再次响了。

我恨恨地在张小桐唇上又滞留了两三秒才依依不舍地向后退开，伸手去抓电话。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总喜欢欺负刘明耀了，不止一次打断我的人就是他，能不恨得牙痒痒么？

“我在鲁薇办公室了，你过来吧。”

我无奈地看了张小桐一眼：“咱们走吧，混饭吃真不容易。”

鲁薇在，周世昌在，刘明耀在，刚跟我们分开不久的蔡青也在，平时不开董事会的时候，也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碰。事实上，大部分股份也都是我们持有的，可笑的董事会不过是走个形式，圈钱又抓权才是我的目的……

……所以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出大事了。

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事要捅也得我们自己捅。”

“啊？”

“压不住就往外报吧。”我走在张小桐前面进来，“这种事儿堵嘴堵不住，只能对外作得漂亮一点——刘明耀，你什么打算？”

“看看能不能保住命。”刘明耀一脸死相，好歹是自己的恩师，“估计死不了，不过基本上完了……没得救。”

我对这种事儿颇为难：“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咱们的原则应该是保住他的命和让集团名誉尽量少受损，这一点上没有异议吧？”

显然谁都没有。

我想了一下，朝蔡青招手：“姐姐，你要忙一点了。”

“嗯？”

“先开董事会宣布这个事吧，尽量配合调查什么的……当然私下怎么搞，你和刘哥配合着来，详细就不用我教了。”

张小桐在我身边微笑，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夸奖。

我继续说下去：“蔡姐，然后，我们这里能报道这个事儿的途径——譬如现在的那两份时事杂志和一份报纸，还有凤凰卫视，都尽量炒这个事吧。同时的，趁这个机会，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你也炒一下这个人的事，分散一下其他媒体的注意力。”

几个人听我说到“一个人”的时候都来了兴趣：“什么人？”

我说了三个字：“桂西恩。”

蔡青隐约听过这个名字，奇道：“他是……？”

我讲起桂西恩这个人，他是中国第一批到美国进修知道“aids”这个词的人之一。当时这个人很乐观，了解了病发原因和传染途径之后，他觉得这种病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大规模传播开。

十几年后，他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抗艾专家之一。

90年代初，河南省一些地区开始有人宣传“血浆经济”，简而言之就是让农民靠卖血致富。这种说法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知道怎么流行的，反正最后政府支持，民间也有人响应。河南境内很多地方开始组织农民大规模卖血，几年时间内，血站比汽车站都多，而且管理混乱，器材、人手、卫生知识等等都极度不完善的环境导致了艾滋病的蔓延。

当然，我没跟这些人说，我知道桂西恩的时候，都是2002年末了，那时这个人才开始艾滋病防控工作不到三年。

1996年桂西恩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是全国最好的传染病防治抓家之一，跑过很多农村。我的意思就是是希望让人带着桂西恩去河南一些地方突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艾滋病大规模传播这个事儿，早一点让人了解比晚一点好。

我详细说了一下希望先由我们资助桂西恩进行个别地方调查的事，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艾滋病在1996年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名字，忽然发现其实这个东西离自己这么近，大家心里都忍不住要冷那么一下。

我嘱咐蔡青，尽量通过一些多样化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让全社会去关注，这样既可以分开一些视线，也能方便我们在大家关注其他问题的时候救下万博琛。当然，最多我们也只能做到救下他的命，这还是给刘明耀留了面子。一个居然在学校方面捞钱的人是我所不齿的。

一个贪污犯和一个已经有泰国等国家前车之鉴的艾滋病问题相比，万博琛的分量应该比较轻一些吧？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能给我带来什么，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