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许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闻者皆畏惮之”。

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的任侠，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

不得不说，他们才是三国时代“侠”的主角。

一、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

1。复仇

“侠”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

东汉时期标榜“孝道”，屡颁赦令，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孝道”而复仇的风气。汉章帝时官修的《白虎通义》就有如此记载，“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其中将“孝子”与“忠臣”直接画上等号，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侠”义式的复仇。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时间“侠”风大盛。

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或是“任侠”，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3（《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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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董卓，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都与游侠颇有关联，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侠

曹魏继承汉统，雄踞中原，历代多有侠风，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是而侠风甚重。

曹魏集团内著名“侠士”列举如下：

江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谯国许褚，“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4（《三国志·魏志·许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