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考虑考虑。”丁辰道，“对了，我这里有点美金，你找个人帮我换了吧。”

美金？我心里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靳守坚。

我说：“你先把钱给王巍巍吧，我到时候帮你换。”

我换这些钱也都是通过地下钱庄。以前我做小包工头儿时，经常做一些香港人或者是台湾人的工程，他们往往给港币和台币，这样，我就要找地下钱庄去兑换，一来二去，也就有了几个固定兑换点。

各式各样的人对地下钱庄有超乎想象的需求和信任，发人深省。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所获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因此，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显而易见，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了将近30年，但金融始终基本为国有垄断。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

在此背景下，地下金融为居民存款向体制外流动提供了通道，这种存款的流失实际上是在实现资金的市场价值。资金在市场部门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加稀缺，就意味着该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通过地下金融实现资金流动就是一种优化配置的过程。所以，地下金融的繁荣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市场反应，也是对落后金融体制的一种替代。结果是，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体制弊病，资金向最需要的部门流动，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产出得以增加。

我放下电话，打给王巍巍，告诉她收下丁辰的钱以后存到自己的账户上，然后去葛正红那里取等额人民币给丁辰。

她问：“为什么存我这里？我直接给葛正红不就行啦？”

我说：“以后我再跟你解释。”

正想进包房，电话又亮起来。屏幕是蔚蓝色的，在下面大厅的灯光闪烁中显得那样令人舒服。

我接起来，是王兆瑜：“怎么样？玩的还好吗？”

我回答：“还没来得及玩，下午到了以后范梅梅跟韩傲霜去看朋友了，晚上一直喝酒，现在还在夜总会。”

他叮嘱道：“这两天你陪她好好玩玩，高调一点。”

我问：“怎么了？”

他说：“有些议论。”

我说：“我明白了。”

“还有啊，明天你叫夏思云去一下北京，多带点钱。我最近有些麻烦，我得去想法解解套儿。”

我问：“然后呢？”

他说：“我去哪里他跟到哪里，然后打点一下相关的关系。”

我说：“我这就安排。”

他叹口气：“兄弟，又给你添麻烦了。在现在的中国，千万别做官！要做官，就要做真正的人民当选的官。”

我感到有些奇怪：“怎么突然有这个感慨？”

他道：“《红楼梦》里有言：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在中国你本就不是当选的，却硬说成是当的，不论你功劳有多大，结果想撵就撵走了，没有保障。做官难，难做官。”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感慨？”我问。

他叹口气：“不说了，你还是把梅梅陪好，就告诉她我去北京开会了。”

我嗯了一声，放下电话。

我心情有些压抑，不知道王兆瑜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我相信他能渡过。

我没有回包房，一个人伏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下面的大厅。

一个男歌手正在唱着一首曲调忧伤的歌，我听不清他唱的什么，但心却随着他的歌阴郁起来。

做官难做官易，有难有易，三天三夜说不完。

中国做官的难易、难易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时势决定的，是时势造难易。

王兆瑜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意的一部分，他不能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也就是我出了问题。虽然有点不妙。但不妙和妙都是事在人为。

有人静静地伏在了我身边的栏杆上，不用说是范梅梅，那是我熟悉的味道。“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我道。

你说什么？她转身看我，眼睛里充满一种我看不明白的东西。

我的脑子里忽然生出一股理性的凉意，我说：“王兆瑜去北京开会了。”

“哦，我知道了。”她脸转向下面的大厅，那里正有一个萨克斯手在演奏，怀旧而感性。

她很安静，脸庞在灯光下像是镀了一层腊。

我感慨地说：“没想到，悠悠的萨克斯也可有如此的豪气与灵秀，才发现这就是生活。”

“是啊，听着这音乐，没有了那么多的纷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