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干什么都讲求学历，老警察经验丰富，荣誉等身，但很多干到中层就上不去了，大多都卡在了学历上。另外也有人不愿意走仕途，人就一个脑子，搞案子肯定就没空搞人际关系，发论文写报告参加座谈会跟领导面前刷脸，哪个也不比查案轻松，有那功夫不如多睡会。

而唐喆学擅长与人相处，心思细致活络，至少在林冬看来，这小子有走仕途的潜力。把文凭提一提，又有烈士子女的光环，在基层摸爬滚打积累一定的经验，爬上去该是不成问题。

唐喆学抓着后脑勺说：“那得靠组长你提携，你不是博士么？肯定升的快。”

“那你可拍错马屁了，我要是还能往上升，也不会来没编制的部门了。”林冬说完把手里的卷宗往他胸口一拍，“拿着，干活，不说闲话了。”

望着林冬转身离去的背影，唐喆学拿着卷宗，忽觉一阵落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对方。作为一个失去所有队员的队长，林冬还能留在系统里不知道得是多少高层努力的结果，尽管那并不是他的错，但总要有人承担后果，为此负责。

法律对犯罪分子是严厉的，同时对执法者更为严格。条条框框把他们束缚住了，罪犯可以不择手段的逃避制裁，可警察不能知法犯法、以暴制暴对待那些不配生而为人的畜生。

所以说，林冬的人生轨迹，就定格在了队员们死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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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成立的第二天，便陆续有人被带回局里进行审讯。人手、可调用的资源、办案资金都充足，案件进展必然快速。警察办案需要成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上面也有预算压力。大量耗费人力物力的案子拖久了必然会被搁置，犯罪分子就跟地里的韭菜似的，割完一茬又一茬，总不能让一帮警察蹲在田头干等着他们长出来。

前后不过一周时间，专案组便完全掌握了吴海峰的犯罪证据。藏了二十年的秘密，早已有人不堪重负，有的刚坐进审讯室，还没等警察张嘴问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情况和林冬的推测基本吻合，除了最后一起，严玉杰的案子。根据严父的陈述，他当时出差在外，家里就儿子一个人在，也没个亲戚过来帮忙照顾。十六的大小伙子了，扔家里不用担心会被饿死。

其他几起案子里，被吴海峰教唆的凶手、从犯都是恨受害者不死的主，但在严玉杰的案子里，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他霸凌同学，欺负弱者确实可恨，可就算是被他打出鼻血那个孩子，根据当初的询问也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那么到底有谁是能让严玉杰毫无防备地放进家门，在他的食物或者饮用水中下药，伙同吴海峰置他于死地的呢？

不能光凭一个血手印就把罪名往嫌犯头上硬安，万一要是抓错的人话所有人都得跟着吃瓜落。再说得有确凿的证人证词或者物证，检察院才能把五起案子一并提起公诉。

不过现有的证据足够羁押吴海峰并申请批捕了，开完会，阎副局最终拍板决定——

“不等了，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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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峰在审讯室里看到林冬和唐喆学时，表情有那么一瞬间的错愕，随之又变得释然。

向他宣读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等一系列模板化条款，林冬问：“吴大夫，你要喝水么？”

正在一旁做讯问记录的唐喆学顿住笔，抬眼看向吴海峰。只见对方神情坦然，仿佛仍是坐在诊疗室而不是审讯室里。

吴海峰摇了摇头，反问：“林警官，你的伤好了没？”

“好多了，你开的药很有效果。”林冬从审讯台后面站起身，缓步绕到桌前，半靠在桌边，以平缓、不会对对方造成压迫感的语调问：“吴大夫，我认为你其实并不喜欢亲手结束他人生命的感觉，你是个医生，杀人有违你进入医学院时立下的誓言。所以在杀死第一位受害者后，你不再亲自动手，而是蛊惑他人来替你干脏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