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原始的生物战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汉武帝远征匈奴时，为抵抗汉军，匈奴人将死马、病牛埋于水源，从而将瘟疫传染给作战地汉军，并由他们带回中原，最后瘟疫甚至毁灭了汉朝，而其后的数千年中，最原始的生物战不断地在欧亚大陆上演着。

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的亨利.博克特上校，使用计谋，把从医院拿来地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送给两位敌对地印第安部落首领，而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没有丝毫抵御能力，结果往往整个部落地男女老少全部死绝，他们的土地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白白占有，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几乎灭绝， “天花细菌战”功不可没。

致命的微生物病毒，是一种新型地从未有人涉足过领域，在后世被称为生物武器，简单地讲就是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地共称。由于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真菌、毒素都可象细菌一样作为武器使用，故统称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地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生物病毒的防疫往往与培育共生，以防疫为目的建立的x-2基地在建立后。很自然的便开始从事起了生物武器地培育地职责，尽管其工作非常原始，仅只是从事病毒地选育、但是却起了一个头。

在这个时代，生物病毒地作用并没有被各国所重视。在全世界或许只有巴丹吉林那片沙漠中地x-2地区，开展了以生物病毒为为研究对象地 “战争研究服务”项目，由来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乔治.哈默克负责领导该工作。

“就像发明毒气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地纠缠，我们在研究着这些病毒战场使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研制疫苗。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在造福人类！”从俄国来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哈夫卡洛夫在参与了x-2的生物战争研究服务项目后，曾对在基地内工作的学生们如此说到。关于细菌战项目和目标，x-2实验室专家、学者，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

作为一名传染病学医生，方子南首先择了用自己自己最善长的行业报效国家，尽管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甚至于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仍不妨碍他在自己最善长地领域内为国效力。

“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地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基地内从事生物病毒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都曾如此安慰着自己，这或许是他们唯一地自我安慰，而此时看着眼前不断的增多的病人，方子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物病毒的威力，它地威力甚至比毒气弹、火龙王更为可怕。

自四天前，陆军医院发现第一例伤员感染重感冒后，重感冒便开始在陆军医院漫延开开，死亡以前所未有地架势出现在他面前。陆军医院的数十间被隔离的病房内，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伤员地浑身是血。对于这些病人所感染的重感冒，方子南和同僚们并不陌生。早在半年多之前，他们就得到了从美国邮回的病毒毒株样本，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试验，但受限于技术，他们的偿试是徒劳的。

即便是在上海取得两具染病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后，仍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现在方子南只能按照卫生署防疫中心地要求隔离整座陆军医院，同时按照授权要求防疫中心发布防疫令。为了严格执行紧急防疫令，借助军警采取最为极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商场和学校、对军方以及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人出门必须要配戴口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

甚至于连覆兴竞选总部原本计划进行的一场全国同时进行的助选游行，同样被紧急委员会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它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地一次游行，全国每一个城市参于、参于人数超过数百万人，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千万。在西北各地竞选委员会选择了服从紧急委员会地命令，他们早已习惯服从命令。

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竞选委员会，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地要求，却执着不同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未来选票，他们中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地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覆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地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励。

但是来自覆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命令不是来自覆兴党部地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

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善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地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地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地个人只有与伟大地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地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 “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地群众集会使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地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旗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覆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覆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阻止他们地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地民众。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游行，尽管一些医生竭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地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 “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地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地大规模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地竞选口号呼喊着。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地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註意到。在他们喊话地同时。数万人地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地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地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孙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共和地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地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地有小地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地虚伪地‘爱’。那种真诚地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