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是问题！”司马语气非常轻松，似乎宋子文提到的钱不是钱，而是纸。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有人为中国经济覆兴买了单，现在不用更待何时。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岗位，这才是需要忧虑的问题。我们需要提供四百万个就业岗位，而不是几十万，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思路！”司马挺起身，环视众人。

“目前有四百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每人每月十一元左右，但钱只能勉强糊口，同时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我要求将失业救济改为以工代赈。正如鹤卿先生所说，我们必须改变大规模基建的思维方式。以前，执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集中在新建铁路、公路、水电站等大量采用机械施工，人力少的项目上，对增加就业效果不明显。使扩展性财政政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司马颇为无奈。一直以来，为了加快工程建设速度，中国养成以战时模式为核心的施工方式，而且工程施工中大量采用机械，要到四十年后才会被发明的液压式挖掘机、现代化、机械化筑路设备，加快了施工速度，但对工人的需求降至最低，不利于创造就业岗位。

现在必须调整固定模式，将覆兴工程的核心从机械化工程转移到人力密集型工程。现在不只是解决四百万失业工人的问题，先期四百万后期只会更多，中国不仅要摆脱经济危机，同时需要借助经济危机，以覆兴工程为中心，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各国关税战愈演愈烈，必须充分挖掘国内市场。

司马示意刘敬之将自己的方案分发给内阁成员后，在他们翻看方案的同时，站起身，走到墻边拉开一张大幅中国地图， “大家看这里！”司马右手指着中国地图上异常明显的几字形河流，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是黄河。

“众所周知治水先治坡、治坡先治林，穷山恶水和山穷水尽。穷山必有恶水，穷山必有旱灾。从共和八年起，黄河基金会每年投入一点五亿元治理黄土高坡，十三年来，黄河工程基金会累计在黄土高坡改造水平梯田三千八百万亩，淤地坝3.896亿方，植树二千三百万亩、飞机播种牧草一点七亿亩。

每年雇佣工人超过十万人，间接以工代赈方式招募当地临工超过一千八百万人次。当然这只局限于陜西、西北、宁夏部分地区，但十三年的工作卓有成效，根据水利监测部门统计，黄河中下游含沙量每年成递减趋势。”

在提到黄河下游含沙呈减少趋势时，司马得意洋洋。这是自己最划算的一笔投资，回报不能以金钱来衡量，能使子孙后代受益无穷。还黄土高原一片绿色，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现在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为了治理黄土高原，自己半强制性地将当地60%的居民移民至突厥斯坦、滨海省、阿穆尔省、库页岛以及俄罗斯。修建大量的机耕水平梯田取代坡地，人工植树、飞机播草，十三年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

“十三年前，陜北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但是现在陜北地区，每年粮食产量超过一千三百万吨，羊毛二点五万吨，肉牛八点三万吨，苹果更是高达数十万吨之多，橄榄油等数十种经济作物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益。共和二十年，中央直接获得税收为三点四五亿元，以此计算，五年后，中央便可收回全部投资。

十三年投入近二十亿元，七年内依靠税收可以收回全部投资，每年节约救济金超过一千万元。至于降雨量增加、环境全面改善、黄河含沙量减少，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回报”众人听到司马的话，同样欣喜，但也带着一丝迷惑，难道总理准备套用治黄模式，将治黄工程扩大？

“但是，这仍然不够。在中国不仅黄河，长江、黄淮地区同样需要大规模治理，这里集中中国70%的人口。几千年来，中国的支柱产业为农业，但因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因过度耕种造成大量土地荒芜，森林滥伐，水灾频频发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现在中国需要变革，经济需要覆苏，水利建设必须先行。

加大水力资源开发力度，不但可以解决航运和防洪问题，同时还能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电力。长江支流或是黄河上游水资源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和半开发状态。根据我和一些专家商定的方案，除长江支流、黄河上游修建一大批廉价水电站之外，将同时推行流域内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的方案，将建立新的以工代赈模式。”

“以工代赈”大家并不陌生，十七年至十九年四川、甘肃、陜西、河南、河北多省大旱时，政府即全力推行以工代赈。三年基本构建五省国、省、县三级公路以及乡镇简易公路交通体系。尤其是乡镇简易公路，以人力为主，机械为辅，以实物工资为主。但同样的模式显然不能套用在这次经济危机上，此次失业的大多数是工人，政府不可能像上次，每月发两袋混合面以及食品券，让他们拿着农具去修乡间公路。

“就是以工代赈，把大部分覆兴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项目，如：植树、修建防火带、水土保持工程等。但为了避免较低工资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同时确保大规模集中的安全，我准备以兵团形式进行军事化管理。每月基本工资初步拟定标准是四十元，完成基本任务后多劳多得。根据专家估算，平均工资大约在四十八元至五十元之间，如计划展开，年内可创造超过四百五十万个就业岗位。”

说到四百五十万时，司马颇为自得。计划参考了罗斯福的基建经验，罗斯福工程前后雇佣了二千三百万人，而自己在未来四年内直接雇用四百五十万人参与工程。与罗斯福不同的是，自己并不是使用一天一块钱的 “奴隶工人”，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但却稳定在全国平均水平内，雇佣四百五十万人等于保持了四百五十万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可以提高工厂开工率，从而通过税收弥补开支。

“总理，你的方案非常宏大，但我希望你明白，实施这一工程对政府财政的压力。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我们甚至不得不加税，这恐怕会适得其反。”只看数页，宋子文和内阁其它成员就被宏伟的覆兴方案吓倒了。方案投资，甚至远超国人耳熟能详的 “四年工业发展计划”。

五四计划的重心从工业转向基建，方案却与以基建为核心的五四计划明显不同，他的中心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而五四工业计划的目的在于确保工业发展，力所能及的创造就业岗位。五四工业计划资金95%依靠四四计划中企业的赢利，以及拍卖四四国投企业所得款项，政府新增投资只有5%。但总理制定的覆兴工程，需要资金85%都将依靠公债，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总理，截止共和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政府累计债务为431.56亿元，其中215.76亿元为利率1.75%至5.5%低息本土债务，其余均为4.5%至6.75%的海外债务。每月仅偿付利息即高达数亿元之多。根据上届内阁计划，未来四年内将新增一百亿元基建国债，其中45%向海外发行，25%由本国银行集团消化，其余30%由国民消化。”

宋子文在提到这些数字时忍不住朝总理看了一眼，政府债务中80%以上都是在他执政四年间所借，商界曾有人称总理是 “运财先生”，在宋子文看来或许应该用 “赤字先生”才更为准确，司马执政期间经济发展是借助国债的大量发行，以举债为前提发展国民经济。

甚至宋子文隐隐推测，司马在执政期间发行巨额债务根本就是处心积虑。先在共和九年利用银价高涨之际改革币制，对内实行信用本位，对外实施关金本位。在欧战期间银价高涨至金银比价达到1：11.1的前提下，华元含金量高达2.165765克，从而确定了华元关金的高含金量定位。

对日战争胜利后，面对战争前后欠下的巨额债务，为了摆脱空前债务危机，宣布华元含金量缩水50%，华元关金含金量从最高点的2.165765克缩水至1.08288克。那次关金贬值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利用低关金定位刺激出口，另一方面却成功将政府实际债务缩水50%，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而且随后三年之中，华元一直实施货币贬值政策以刺激出口，共和十三年元月关金含量是1.08288克，而到十六年十二月，不过仅只有0.4715克，目前一直稳定于这一价位。这还是杨永泰出任总理，与各国达成稳定币值协议后，华元币值方才稳定下来。

“尽管现代国家的发展和国债增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国债是国家财政的基础，岁入财政和公债所占比率，必须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尽管公债的目标是征收睡眠资本和游闲资本，但目前我国人均公债已经达到一百元，继续增发巨额公债，恐怕社会消化会有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