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下层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们将受到各种剥削者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贡献在于使韩国劳动者摆脱其依附地位。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并且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韩国人对这种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的反应是热烈的。

随着韩国人在政府任职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教育的支持也更大。不过教育设施始终是落后于需要的，无论什么地方，教育都被视为取得独立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我们的这种干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不是吗？”

赵兴怡的声音稍顿一下，似乎是在心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论点证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国建期间，韩国在我们的帮助下，韩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把从欧洲受到工业互惠的利益之后，欣然把这种利益扩展给韩国人。

韩国的农业和工业改进了，新的制造工业和现代化技术传入了，交通运输现代化了，韩国的通货稳定了，而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甚至没有索要经济上的特权，这与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并没有为我国的商人在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索要经济上的特权。特权？需要吗？”

胡适并不讚同赵兴怡口中中国并没索要特权的观点，有时候一些特权是极为隐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会将特权最大化的同时，加以层层为他国利益的伪装。

“根据共和12年《中韩关税法》、29年《中暹关税法》以及刚刚通过对中南特别关税法，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是相互免税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税贸易使我国工业品在菲律宾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挤垮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以及他们本国的薄弱的工业，当然不包括我们的投资企业，这使我国企业达到了独占这些新建国家市场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一旦他们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他们经济发展。我们是没有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入中国的限量。尽管如此，亦无法改变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垄断和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事实。自由贸易政策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繁荣，但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却使他们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种自由贸易对中国来说是真正自由的，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却是不自由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暹罗，从我们帮助他们恢覆宪政，才不过一年的时间，他们进口总值的90％，出口中80％以上都是与中国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同韩国的，其它国家被我们挤出了暹罗。如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与暹罗的外贸几乎等于零。

如果说英美列强的方法更直接的话，那么无非只是我们的做法更为隐晦而已，就像现在，国防军还没有打下缅甸和马来亚，国会就已经对缅甸、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准备邀请他们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来西北，设讨独立事宜，总之新殖民主义式政策恐怕是中央政府和国会唯一考虑的对这些新建国家基本政策不是吗？”

一开始挑开这个话题的王朴新点点头，接过了胡适的话题。“而且我们还和这些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这些条约和协定使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维持着一种军事基地网络，并对这些新生国家的军事力量形成某种控制和影响，国防军在韩国国民军中的顾问直到连级。

在泰国军队重组时，我们的顾问同样派驻进连级，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国民军组建过程中，也是如此，甚至他们的政府还委任很多华裔或有华裔血统将领。而且国会现在有意构建亚洲集体防务军事条约组织，这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些新生国家军队的控制！”

“什么样的人新殖民主义者？”在赵兴怡的妻子为自己加满咖啡时，胡适轻轻靠着沙发，问道面前的众人。“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就是他们手中拿的是算盘而不是武器，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军人的作战服，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或是枪炮的威胁。

我们的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亚洲银行和亚洲经济覆兴基金组织为首的捐赠者，但也包括我们派出的大使馆、商业银行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商人。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这些新生国家中悄无声息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胡适在说话时，看着桌上的咖啡，这些咖啡或许正是产自前法属中南那些“独立国家”的种植园中，或许以后汽车上的橡胶、饭桌上的大米、蔗糖等等，最终这些国家的经济覆兴都将会服从于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不会强制他们铲除自己的作物，但是会利用市场的杠桿让他们自发的那么做，就像国内的那些跨国公司一样，他们韩国、兰芳政府的影响力，甚至不逊于中央政府，他们利用市场控制了那些国家的经济、农业、工业。

赵兴怡仍然不愿意认同胡适的这种观点，尽管他说的或许是实话。“适之，你这么说未免把我们善意说的太过于阴险了，或许吧！其中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多少总有着一些经济、军事上的利益参掺与春中，但是也不要忘记一点，这些遭受了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在独立之初，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局势不稳，他们需要在中国的帮助下，稳定经济、稳定货币、恢覆农业、建立工业甚至建立军队。

韩国国父金白凡不是说过吗？中国在历史和和现在对韩国社会进步的最大、最持久的贡献不是物质利益方面，而是在教育、卫生、个人自由和政治觉悟方面，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韩国人千百年来的追求的时尚。如何认识这种文化变迁，如果适之你以“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去看，他无疑是一种文化上的侵略，但是金白凡和韩国人呢？却把他视为一种社会进步。”

“也许……”赵兴怡放下自己手中的咖啡杯，“在亚洲有两个国家，一个我们给予全面独立地位的韩国，另一个是美国人口中所谓的民主典范的菲律宾，在18年前，菲律宾人的收入是韩国人的1.8倍，而现在韩国人的收入是菲律宾人的2倍，过去的34年来，菲律宾的进步远不及韩国的进步，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菲律宾的那位奎松总统访问韩国期间，不是曾说过吗？韩国的经济上的繁荣，得益于完全的独立地位，同样得益于我国慷慨而无私的帮助。”

“或许吧！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的经济覆兴中，我们的实业界会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们的经济，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这是亦我们的战士，在菲律宾、在马来亚、在缅甸为之流血的原因！”

“而且在某一个方面，即便是我们对外采取的是新殖民主义，但是同样不要否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种政策受惠者不是吗？我们的企业，在这些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得到他们的需要的定单，这是重建过程中的必然，我们不向他们提供贷款，他们有资金建立工厂、有资金修铁路、公路吗？

我们的企业不去投资，他们怎么开发自身的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国家经济上的繁荣，而且再反观我国的市场，免税的贸易，使得他们的农产品、矿产品在我国拥有强于他国的竞争力，这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繁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我们去控制他们的市场，而是我国的市场需求，导致了他们对我们的依赖性，实际上这于新殖民主义无关，而是在市场的带动下做出的适当的调整。”

在讲述这些时赵兴怡的神情变得似乎有些不太平静，一直以来自己都不讚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观，只要稍研究经济，也知道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证据，不过是这些新生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做出的选择而已，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

“但他同样也说过，自1907年起，没有一个菲律宾人因为鼓吹独立被美国当局监禁或处死。有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诉冤的自由。无怪菲律宾人并没有组织秘密团体用武力的方法从美国的统治下恢覆他们的独立。而在韩国，在过去十几年间，却有数万名鼓吹脱离中华联邦的韩国人，被强制服兵役，每年韩国军队中都有数千人无法忍受虐待而自杀！我们给予了他们自由，但却没有像我们这样去保证他们自由。”

胡适提醒着赵兴怡註意一个根本的事实，中国在自由上有着严重的双重标准，对于韩国那种主动的镇压，以及军队干涉政务，中国从来都是保持着沈默，毕竟那一切是有利于巩固中国在韩国的地位。

胡适的驳斥让赵兴怡一时为之顿结，的确，他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