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传世绘画中，女性身份的不同所反映着不同阶层女性的服饰风尚。

宋代自北宋建国以来，便效仿隋唐的衣冠服饰制度，制定了适用于宫廷后妃的一套完善的冠服制度。

其中，“袆衣”作为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在宋代礼仪活动中发挥着显著的政治符号特征，具有礼仪服饰的文化特征，是各类服饰等级衡量的标准。

宫廷贵族女性中除了皇后冠服制度外，对于后宫嫔妃，也有一套完备的后妃礼服制度。在宋代人物绘画中，多见宫廷女性形象。

宋代佚名绘画作品《女孝经图卷》第二章“后妃章”中，可见后妃礼服式样。皇后头戴莲花冠，博鬓等肩，身着交领大袖礼服，衣长及地，衣领、袖口、下摆处皆有红色缘边，腰间系有红白相间大带。

其中，礼服的形制和袆衣形制类似，保留了主体的交领大袖、蔽膝、大带，但其主体颜色、服饰纹样区别于袆衣，可见上层服饰等级中的严谨性。

与高度程式化的礼服相比，更加世俗化的常服成为宋代上层女性普遍通行的服饰。上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多穿着常服大袖或褙子，此类服饰逐渐在宋代女子服饰中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中、下层女性普遍效仿和追求的主要服饰，是宋代女子服饰中的经典样式。

《宋史·舆服三》记载：“其服，后惟备袆衣、礼衣，妃备褕翟，凡三等。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在上层女性中，对于内命妇而言，大袖是较为正式的日常服饰，而对于外命妇而言，大袖是其在正式场合穿着的礼服。

北宋初期，后妃大袖常服形制较为简单，其样式可以在宋代佚名绘画《宋宣祖后坐像轴》中见可以到。

画中杜太后头戴芙蓉冠，饰有凤钗、步摇钗，身穿大袖襦裙，裙长曳地，呈现平铺样式，外穿对襟大袖衣，衣摆后身开衩，呈前短后长样式，坐时前摆及地，后摆拖垂较长，系红白相间带于胸前，外配有凤纹霞帔。大袖的形制与礼服形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领型上的变化。

宋代初年，国家刚刚结束了五代割据混战的局面，社会逐渐发展稳定，为了减轻农民赋税徭役负担，稳固统治，维持经济发展，宋太祖继位时，便实施了一系列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以获民心。

宋太祖于乾德四年（966）曾颁布诏令：“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减免了农户垦田开荒的赋税。

同时，均减徭役，赋税专收，除了地方赋税的小部分开支，其余赋税集中，由中央统一掌握，实施“命官分诣诸道均田”的均田法治，奖励开荒田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加了户口数量，扩大了垦田面积。

全国垦田面积自宋太祖开宝末年（968-976年）的2953320倾增加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的4400000倾。户口数量也从宋太祖至道三年（997年）的41万户增加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200万户。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手工业和纺织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代中下层阶级的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宋代妇女多走出家门，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纺织业等经济生产活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取商品或经济报酬，以满足日常开支，维持生计。

在宋代市井风俗画中，能够看到此类女性形象，她们所穿衫、褙子、裙、裤等日常服饰，是宋代女子常服服饰风尚的践行者。

两宋时期女子着衫较为普遍，区别于上层妇女所着的大袖衫，中下层女性多着窄袖衫，所着衫子出于生活化的实际需要，袖口较为紧缩，体现利于行事的特点。

宋朝是中国文治的巅峰时期，无论新锐派还是保守派都赞成教育事业。城镇收入相对农村较高，也更崇尚文治，汴京更是号称“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少文人都表示支持女子接受教育，作为保守派领袖的司马光还提出无论男女都应该接受教育。他还列出《孝经》、《论语》、《诗》、《礼》作为女子教育必读书籍，让女孩们“略晓大义”。

话虽如此，宋朝的官方书院依旧禁止女子入学。理由也很简单，官学的目的是为朝廷培养进士，若女子能入学，那么女子也就能靠科举成为士大夫。宋朝文人虽赞同女子接受教育，却不想让女人进入政治集团，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好在宋朝大兴科举产生落第书生，他们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又不想回到农村老家。那么在汴京或者附近城镇开设私塾，通过当教书匠来赚取生活物资以备再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城市的经济发达，消费水平高得多，最重要的是更方便招生，稍微有点条件的书生都喜欢住在城市里。有充裕的师资力量为后盾，城市中产非常乐意给自己闺女找一个老师。在宋朝崇尚教育的大氛围下，一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女孩比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姑更容易找到体面的丈夫。

反观乡村地区，女子接受教育的难度很高。宋朝的国策是中央集权，全力以赴削弱藩镇存在的基石。这套制度的创立意图即强化朝廷的控制能力。乡村地区的道路状况十分糟糕，远不如城市发达，汴京方面的控制能力要弱不少。所以，宋朝的国策十分强调重商主义，打击土地兼并的力度也是历代最低，同时鼓励农民进城打工。而城市辐射给农村的经济成果，又被当局用税收的方式夺走。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宋朝农村普遍穷困，起义不断。贫穷意味着无法支付足够的优渥的薪资，不断起义的大环境也让读书人下乡教书的风险直线提升。而乡村人出于比城里人更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将仅有的师资力量也分配给儿子。长此以往，农村女子和城市女子的教育水平宛如云泥之别，时至今日“村姑”都是指乡村地区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见识的文盲女子，其影响可见一斑。

宋朝是个人口大爆发的时期，这得益与农业水平的进步。宋代耕作制度上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一年两熟制和两年三熟制面积的日趋扩大。如北宋初年,官府劝谕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各州百姓“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也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可见,宋政府积极组织选种、配种,以免租提供南方北方交换种植,其结果是当时稻麦种植面积扩大,这也是宋政府试图改变“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的旧耕作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宋政府在江淮流域、两浙一带还推广了占城旱稻,即早熟而高产的稻种。到了南宋,各地的占城稻种已经为数繁多,既有籼稻和糯稻,又有旱稻、中稻和晚稻。

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中，唯有宋朝的丫鬟不属于奴隶，和主家算是雇佣关系，类似西方的女仆。总体而言，宋朝城市妇女的生活状态十分类似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镇，虽然对妇女的就业依然有十分严格的限制，但部分开放的行业，让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在很多农村地区，朝廷的司法无法覆盖到乡村。女子虽然也可以从事纺织行业，但规模却小得多，无法像城市妇女那样形成某种共同体，地位也要低不少。而且不少地区依旧奉行习惯法，将丫鬟视为主家的私人财产可以“打死不算”。她们固然也吃到一些改革红利，却无法和城里的同行相提并论。

而此时的韩韫玉，就是官家女子的典范，不说是通晓诗书，但是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让韩韫玉成为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当然了，几乎是同样的成长环境，但是曹菡最后成为的就是和韩韫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是因为教育和曹菡本身性格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