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之前，力来聊过两三次。”

“聊到天亮吗？”我问。

“对。力特有精神，给我读他的诗。”

“我可没那么大精神头儿。到后半夜你们说什么呀？光听力的诗和舒曼的音乐——那可纯粹是精神生活。”

“力读累了或是说累了，便不再出声。天一亮就骑车回家睡觉。”她笑着。

“那你这不是坑人家力兄吗，让人白跟你一夜一夜地过精神生活。力兄是我见过的最敢于为爱情牺牲的人。你去看看他残缺的左手小姆指就知道了。”

她道：“反正左手小姆指也没什么用。他这离牺牲还远呢。”

“你的意思是，他那截残指还能派一两回这样的用场。我要是遇到你这样的姑娘，非把那残指配上假指，继续为爱情而剁——反正那假指定做了一抽屉呢。不就跟剁胡萝卜似的？”

“可你这样的坏人为何还有人喜欢呢？”

“那可能是坏得有趣味吧。现代社会使人的是非标准有所下降，而趣味要求提高了。有时候，干巴巴的好，赤裸裸的真诚，倒让人尴尬：受之有愧，却之不忍——给人添了麻烦。自打贝多芬告诫人们：命运之神会随时来敲门的。人们慢慢学会了玩味不幸，调侃坏事。黑色幽默可能就是这么诞生的。坏，就目前人类的作为来说，显得比好更丰富一些——往往坏得能出人意料，而好呢？总是那么简单枯燥的几条。不过，我可不是因为坏你才喜欢我。”

“那我为什么喜欢你呢？”小来瞇着眼笑。

“我把这个问题当成压轴告你行吗？”

“你等我会儿，我去洗头。”她站起去了。

我听着舒曼的奏鸣曲，一边欣赏着房间内的凌乱：墻上杂贴着贝尔蒙多、梦露、勃拉姆斯、刘易斯、钟楚红的照片，几幅她画的人体速写和蒙克的油画，英文语法表、课程表、藤编的壁饰；床上，枕巾和床单虽皱乱倒还干凈，枕边堆着空烟盒和书籍；茶几上好几个剩有茶根儿的杯子和冒尖的烟灰缸。

她大概洗了半小时的头，回来时已经12点了。我指指表，“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她说再抽一根烟。

烟已抽完，我便说：“我送你回你的房间。”搀她起来，她的发挺香，我捋了捋。在她的小屋门口，轻轻拢拢她，“明早见吧。”见她不语，我笑着说：“小心我夜里跑你房间里去。”

“亲亲你行吗？”她仰着头。

“非常感谢。”我凑过了嘴唇。然后走开。

我没有听见插门声和关门声。

我第二天上午九点起来，去她的房间。她也醒了。“睡的好么？”我亲亲她的前额。

“挺好的”，她拉起我的手。

“这可真让我伤心：你睡得好说明你没有防范之心。这分明是蔑视我。是不是？好像那屋睡的是一个太监。”我帮她拉拉被子，“你再睡会儿，我得先回饭店。没准儿力兄等着跟我决斗呢。”

12

房间里只剩吉，“力刚走”，吉脸色灰白。我问：“没睡好？”

“不是。根本就没睡。你一把小来带走，力俩钟头没怎么说话。然后又去你的包里翻出烟抽。到12点，他非要让我谈诗。我跟他说好了就谈一个小时。我就讲‘国风’和‘古诗十九首’里的爱情诗，主要是想让他明白精炼和比兴的意义。像‘思君今人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句子，现在怕也没有超过的。他说回去要重读它们。我又讲了泰戈尔的细腻和至纯的境界，幸亏我还能背《吉檀枷利》和《新月集》里的几首。他马上让我给他开出泰格尔的诗集目录。力又央求我读他的诗。我算活该了。你带着姑娘走了，把情敌搁在我这儿，让我上了一夜的诗歌课。我有十多年没这么侃了，十多年的存货，半夜就倒光了，肚子里好像一根肠子都没有了，可力兄还等着呢。两点以后，力一首一首读他的诗，让我一首首地评。我本着你告我那原则：少讽刺、多提携。到天亮时，力一句也不说了。我便大肆讽刺你的诗，这也拉不起他的自信。没准儿不是我言多语失，而是他又想起你和小来了。对对，你俩玩得怎么样？”吉的眼睛亮了一下。

“她可能也想跟我聊一夜——因为她跟力有聊过几夜的先例，我只跟她聊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