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李书记这次蒙到点子上了，凶手这次选在外滩抛尸，的确会引起一些政治反响。不过我怀疑他的目的更像是在号召人们抵制三陪小姐。当然，他这是一种奇怪的暗示，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或许是线索，就像精神病患者的癥状之于精神分析师一样。正巧，我的文学论文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陈超说道。

“是吗！那你的论文肯定挺有意思的。可是，本案的矛盾又在哪儿呢？”

“说来话长，从我的论文开始给你讲起吧，”陈超说道，“我读了不少古典爱情故事。可故事中有些前后矛盾的叙述，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想到，红旗袍杀人案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

“别卖关子，快说快说！”于光明显得很急切，在这方面，他和他那个书卷气十足的上司陈超简直是一副德行。手头这个案子都有三个受害者了，他们的陈大探长居然在这儿谈论起学术问题来了。

“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有的患者也许会被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矛盾困扰，而精神分析师需要帮助他们找出潜意识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我试着分析过本案中的矛盾，特别是红色旗袍的问题。于是，我列了个表。”

“之前我列了个表，这会儿你也列了个表。”于光明笑道。

陈超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首先是高檔旗袍和死者淫秽姿态之间的矛盾。”

“刚才开会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也许凶犯曾经被穿这种旗袍的女子伤害过，按照老廖的说法，可能还是个风尘女子。”

“那就会引出一个他那种理论解释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对于三陪小姐来说实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说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制作的，款式则是更早时候的。当时可没有色情业，更没有三陪小姐。”陈超说道。

“是啊，那时候是没有啊。”于光明点了点头。

“再看看那旗袍的细节，三陪小姐穿得起那么精致高檔的旗袍吗？那可是名贵面料手工精制的。”

“是的，我记得沈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再说旗袍的开衩部分。白云帮我做了个试验。”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于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说的陈超与白云的事，“啥试验？”

“她对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帮我证明了，无论多么暴力地穿旗袍开衩都不可能在无意中被轻易撕破。换句话说，凶手是故意弄坏开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她们摆成那种样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误导我们，而是出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动机？”

“估计他自己都不理解。他这么干更像是一种仪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让死者穿上红旗袍、撕破开衩、不系扣子、光着脚，还要摆出淫秽的姿势，才算完成这个仪式。对他来说，这么做只有一小部分动机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完成这种仪式性的行动。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许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为中的这些矛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于光明重覆道。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案发现场又围上来一群人，附近还停了一辆电视臺的报道车，甚至造成了暂时性的交通阻塞。“我没学过心理学，不过我知道，找心理医生看病，至少要坐下来和他谈谈。可这个案子，咱们连凶手的身份都还没查到什么线索，怎么分析啊？”

上次于光明就提到过这个问题，那时陈超也没办法回答。

“那就分析这些矛盾吧。没准儿也能查到些什么呢。”陈超这次似乎有了新的思路。

“是吗？！”于光明很惊讶。

“首先，旗袍的面料估计是六十年代的。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按照沈文昌的观点，这应该是年龄在三十岁的已婚少妇所穿着的保守款式旗袍。如果当初穿着这种旗袍的妇人现在还健在，那她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你的意思是查三十年前穿过这样旗袍的人？”

“老廖没想到过当年有人也穿过这旗袍吗？对我来说，当年穿这旗袍的人女人跟本案中那些死者差不多，只是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状态罢了。按照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跟当年那个女人相关的男人。如果他与那女人同岁，那么如今他也应该六七十岁了。”

“哦？”于光明更糊涂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想想看啊，三个星期杀了三个人，分别抛尸在三处公共场所。这是老年人能完成的吗？刚才我在那边的案发现场看了一会儿。那儿可是车流不息的，一辆汽车想要先减速抛尸然后再加速走人是不可能的，后面的汽车肯定会拼命按喇叭。所以说如果他在开车过程中抛尸，即便在夜间，也难免会被后面车辆的司机看到。他肯定开车在附近转了好久，才瞅准机会抛尸的。”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