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粤省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不得不再次迁往昆明。

1940年7月，由于倭军对昆明的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学生在一次日军空袭中当场被炸死；

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

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最高当局同意，同济方面向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

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为同济大学找寻落脚之地。

钱子宁，浙省绍兴人，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

德国学成先进的造纸技术后，归国就开始集资办厂造纸。

后战事兴起，中元造纸厂沿长江内迁至叙府落脚，继续从事生产；

钱子宁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带来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立即奔波忙碌起来。

当时的宜宾已是人满为患，从沪市、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机构人员特别多，几乎到了难以驻足的地步；

同济大学人多，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

后通过朋友探知，下游的泸州比宜宾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足之地，根本不能考虑；

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能维系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狭小的沿江一线。

可惜，当地官僚和士绅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

这么多‘下江人’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等等。

其实不肯相助的真正原因是，当地上层官僚不乐意多事，只想多捞钱、少费劲；

而下层的当地士绅，则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影响他们的收入，因而拒绝。

钱子宁派去的人被拒绝个灰头土脸，只能找家饭馆借酒消愁，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

只见酒馆走进两个50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

来者是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王云伯和罗伯希，他们十几年前就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自然感到格外亲切。

稍事寒暄，几人便围坐一桌，推杯换盏地喝将起来；

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

罗伯希听罢，颇怀义愤，借着几分酒劲说道：

“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

“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也太不识大体、顾大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