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小女孩下肢变黑的范围却节节升高了，从脚趾而脚背，又向上漫延到脚踝和小腿，现在双膝关节以下的肢体都变成了黑色，又干又皱，像木炭一般。

其它同事不解地问杨主任，为什么这样的病人会放到我们骨科里来？杨医生苦笑了一下，说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脉管炎的诊断是明确了，可是控制不住病情的发展，家属也已经准备好把病人转到南京或者上海去，去的目的也很明确，截肢！可是眼下孩子的父母又不甘心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双腿，一辈子靠双拐走路，还在四处求医问药，所以孩子就先放在骨科养活着，况且，儿内、外科病房也不肯收。

大家听了主任医生的简述，各自神情暗淡，默然不语。

好几分钟，整个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围着大办公桌坐的医生或是贴着墙根站的护士们，人人低头沉思，表情沮丧，不时有人发出沉重的叹息。是呵，那是个多么可爱的小孩儿，刚过完她一生中第五个生日，也许生日蛋糕上的红蜡烛还在她幼小的脑海中一闪一烁，可她哪里想得到一生中最大最残酷的磨难已经降临到来了。

我掌管的是女病房，于是小病人就安排在我的床位上。查完房我夹着病历夹走进病房，孩子还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乐呵呵地朝床边立着的两个中年男女笑，看样子是她的父母亲。

我走过去，孩子的父母朝我转过头来，天啊，那是两张怎样的脸啊！消瘦，疲倦，绝望，苍老，所有负面的形容词都不足以描绘他们脸上的衰伤和悲恸，原先乌黑发亮的头发下生出了一层花白，那是近来的懮虑留下的痕迹。

孩子的父母瞪着四只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我，面无表情，好半晌才挤出一点笑容冲我点了点头，我告诉他们我是病房的医生，以后有事找我来解决。他们俩木然地答应了，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看我检查孩子像白藕一样肥嘟嘟的身体。一会儿，苏莉也跑来了，我得知她也分管这个病房，她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在小本子上记着我交代要她注意的项目。

我回到办公室里，整理了一下思路，提起笔来飞快地写着病历，门外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士们有事没事地总爱往我病房里跑，都想好好地看看那个漂亮又可爱的孩子，大家伙儿看完了，回到办公室免不了长吁短叹一阵，都在抱怨老天爷不公平。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下午临下班的时候我到病房最后转一转，全病房的女病人们，每个人的脸都朝向中间的那张病床，人人都欢喜地笑着，赞叹着，女孩儿在床上大声唱着什么歌谣，挥舞着两只胖胖的小手，上身左右摇晃着唱得很投入，她见到我进去，大声叫嚷起来：“黄叔叔！黄叔叔！”她的手急切地撑在床上想翻身站起来，可惜不能，她的腿再也不能自如屈伸了。

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一步跨上前去，两手扶住孩子的腋下，把她从床上抱起来靠在我胸前，她抱住我的脖子，嘻嘻地笑，我轻轻拍打她小小的后背。

孩子稚嫩的身体贴在我胸前，热烘烘的感觉贴着胸口传来。

“你唱得真好听，是谁教你的啊？”我看着她红扑扑的脸，问。

“马老稀……”她拖着长音面露骄傲地回答。

“啊……是幼儿园的马老师，”我也学着她的腔调拉长声调问，“你在幼儿园读中班还是小班呀……？”

她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忽闪着大眼睛望向一边的妈妈。

“是学前一班，她上的是铁路上办的幼儿园。”疲惫的女人回答，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哦……那么说你们是铁路职工？”我转向孩子母亲。

“哎，我和孩子爸都在铁路上工作。”

“嗯，嗯？她爸爸呢？上班去了？”我发现上午见过的那个男人不在。

“他找人办事儿去了，黄医生你找他有事情？”

“噢，没有事情，随便问问。”我放下孩子，又逗了她一会儿，便在小女孩“咯咯”的笑声中走出了病房。

下了班，我没有回宿舍而是到了医院图书室。

铜陵医院不大，藏书却很全面，基本上按照内外两科分类，我在内科部份里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大学时读的《西氏内科学》，倒是发现了英国九二年出版的《临床内科学》。

我从书架上取下书来，拍打着上面的层层灰尘，胖胖的女管理员好奇地打量我：“这本书来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人动过，喏，你看……你是第一个借的，英文版的。”

我笑笑，办好了手续，抱着书走回了宿舍。

我在自己房间里放下手里的书本，脱下外衣挂在门后吊钩上，甩了甩被书压得发麻的胳膊，——这本外国印刷的教科书足有一千五百页，少说也有七、八斤重，挟得时间长了还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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