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后名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

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