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05页。＇

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

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 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四节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防御

一、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前的战场形势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与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地区，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的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待国内援军抵达后，再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31页。＇

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