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入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95～97％，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1940年，已办起冬学1801处，有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23。5％。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从1940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年，仅泰山区7个县就有14万人参加了冬学，其中有2万人识字300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华中 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苏南常州、苏州两县1940年曾动员组织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