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还不如不管部部长。

在西方内阁不管部长的职责是参与决策，处理内阁会议决定的带有总体性质的重要事务，有时也作为政府首脑的特使，担负一些特殊的使命。

但是虽然在法律上苏联人民委员会性质与西方内阁近似，并实际上人民委员会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苏联进行西方内阁级别决策讨论的机构是党的政治局。所以要处理由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带有总体性质的重要事务或者特殊使命，也是挑选政治局委员，至少是候补委员来进行。

你首先必须参与决策讨论，然后才可能被选中担任特使，这很合理，如果特使自己都不知道决策讨论了什么，那他不就沦落为一个普通邮递员了么。

对于这一点，曾经是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生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1949年初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米高扬当时的职务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但是他访问延安并不是来与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讨论未来两国经贸合作问题的，他是以政治局特使的身份来进行与中国**沟通的，虽然他在苏联的职务与国际共运毫无关系。

可是这样一来这对我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循环。

只有在现在这个职位上做出突出的成绩，我才有机会获得政治局的席位；但是，只有获得了政治局的席位，我才有可能在现在职位上做出成绩。

这是死循环。

结论：这似乎是一个没法从里面向外推开的冰箱。

注1：当时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外出休假期间，就由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主持人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过他似乎不能胜任。

斯大林1933年给莫洛托夫写了两份信：

“应当承认，我（还有伏罗希洛夫）很不乐意，因为你一走就是一个半月，而不是我们制定休假计划时商定的两周 这也不难理解，不能长时间地把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甩给古比雪夫（他可能会酗酒）和卡冈诺维奇 ”（9月1日）

“ 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缘故，你休假提前归来。但是如果我不叫你回来的话，显然，中央的工作就会长时间地由卡冈诺维奇一个人（古比雪夫有可能酗酒）承担。这样一来，卡冈诺维奇就要在地方与中央的工作之间奔波，这样他难免会轻率行事 ”（9月12日）

在这两份信中，斯大林提到当古比雪夫酗酒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的中央工作将全部压在卡冈诺维奇身上，从这一点看，似乎只有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人才有资格代替莫洛托夫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因为当时奥尔忠尼启则也是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当时人民委员会领导**三名政治局正式委员：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然而斯大林在信中没有提到他相反只说党和政府的工作会集中在并非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身上。

注2：1919年初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与同样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组织局和由一名责任书记（1919年至1921年由责任书记领导书记处工作，总书记是1922年4月斯大林来到书记处后才设立的）、一名组织局委员、5名技术书记组成的书记处是平级机构（按照当时拟定的分工，书记处的职能较为模糊，一般认为政治局解决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组织局解决组织问题，而“不太重要的问题”由书记处决定，但规定书记处决议若未遭组织局委员反对，则自动成为组织局决议；未遭政治局委员反对，则自动成为政治局决议）。但是1919年3月25日，列宁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政治局成为当时仍然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决策机构。在1919年至1952年、1966年至1991年间，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称政治局，1952年至1966年称中央主席团，其中1952年至1953年间因主席团规模较大（25名正式委员、10名候补委员），由9人组成的主席团执行委员会行使着政治局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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