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民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本质。如果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覆秩序与稳定之际，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换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届国会选举时即有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总理 “便宜行事”，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呼吁： “……中国政府之无能力，参议院之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议院，实为奸，时不待人，一朝事发，议员即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之祸，亦在共和，来南北智士，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总理总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守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总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这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赃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中国自民主共和以来所暴出来的窘态，尽管覆兴党通过国会投案修改责任内阁官员任免制度，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制定共和中国正式宪法时修改《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临时约法》及其核心责任内阁制，毕竟是共和中国存在与否的象征与基本标志，特别是革命党人在颁布《临时约法》时曾反覆强调过这一点，因此，依据已经改变的情况对《约法》进行实质性修改，无疑是对革命党人的重大打击。覆兴党与革命党人围绕《约法》问题所展开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尽管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宪法》解决诸多问题，但迫于压力，共和初年爱国者选择了另一条路，尽管他们的选择在后世受到人们的指责……中国真正之统一始于共和八年的那场废督裁军……”---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共和8年4月23日，由川籍无党派议员魏林与二十四名参众两院议员向国会提请 “废督裁军”议案后， “废督裁军”案在京城以及整个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地方各省一直未加任何表态，没有任何一个省愿意做出头鸟通电支持，无疑是自放其权，通电反对，又将成为西北眼中之敌，这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静观其变。

在地方上，当年二次革命时未被北方军占领的南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早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地位，即反对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尽管随着去年第三师的背叛以及直隶归属中央，其势力受到削弱但其仍然是南中国第一大地方实力派。

这两股最为庞大的地方势力和其他各省势力一般同样保持沈默，他们都在静静等待着京城的表决，如果……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宣布独立，进而与中央决裂。尽管舆论和民众团体在过去七天中，一直对 “废督裁军”抱以极大的热诚，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其间的暗流涌动，一名悲观的议员甚至认为 “废督裁军”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

“……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纷纷独立的各省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既得权益，在联邦制的口号下相对独立，拥有绝对的行政、军事、财政与人事等方面的大权。革命后，官僚、政治、财政、立法，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广泛采用，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增长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和省内官吏，更由于对袁逆的不信任，有些省对恢覆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特别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尽管后来随着 “二次革命”的失败，袁逆用武力统一了地方政权，几个月前还喧闹不休的自由主义体制和地方自治已被扫荡干凈，省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再次覆活，并逐渐得到实施，但是这一切随着袁的死去化为泡影。自行总统制后，黎氏大讲混括统一，然后省权转重，乃至帝制萌，甚至于到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现在各地藩镇之势已成，甚至远比共和二年更为势大。

这一次废督裁军，与其说是废督裁军，倒不如说以司马为首的西北势力借中央之名，重新操持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刀，有强军作为依持，各省很难与之抗衡。最近地方各省之所以未表态，恐怕也是因为对西北军的恐意，毕竟……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有击败西北军的信心，更何况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通过 “废督裁军案”。这些年各地督抚荼毒地方久矣！所以民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地方上希望先生你回西南视察，实际上是……”

居正缓声说道，神色显得紧张，最近西南诸省代表多次与先生接触，希望先生回西南视察，根本就是希望借先生之名，以图对抗中央，毕竟这一次地方上无论是在民间或是军力上并不占优。

“现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自从 “废督裁军案”提出后，作为执政党首脑的司马并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其已经在过去七天中先后接见覆兴党籍各省议员，似乎是在统一行动，魏季林 “废督裁军案”可以说是提到司马心里去了！国会这一次一定会通过 “废督裁军案”，包括我们在内的在野四党都无力阻止提案通过，而且连革命党籍国会议员，也有很多人支持 “废督裁军案”，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民心所向啊！司马长处为善以民意为矛，论心机城府，以此公为第一，无人出其右也！”

孙中山点点头说道，眉间带着忧色。一旦地方势力失衡，中央威权无法限制，届时只怕重蹈当年袁氏之祸！尽管表面上现在中央以及西北诸省为文官政府，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官政府仍然是高度统一的，只效忠司马一人的政府，一旦其控制全国，届时其独裁统治必定会有计划的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觉生最近看看能不能在交通委员会上提议我亲自去西南考察地方交通！”稍做思考后，孙中山还是做出决定去西南 “考察”交通！

“总理，共和六年，俄战起，各地为示支援，均向西北派出多则数师，少则一营的助战军，西北不仅将其编入远征军，同时抽调各助战军中的青年军官，到西北军校学习，从司马到西北对这些军官可谓恩惠有加，后勤供给皆无任何歧视之意，使他们心悦诚服。学习结束后放回本省的远征军得到任用，现各省当初派抵西北的部队，皆由各省选拔精锐作为本省省军骨干，甚至就是连同那些士兵，亦大都被直接任为本省主要军队里的连排长，教练官等。

虽然有陆军部举荐，但是这些青年军官仍然有不少受到地方排斥，那些军官将这种排斥和在远征军所受待遇一比较，重回西北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如此一来司马就达成了他当初的意图，一旦地方省军与西北军发生冲突，曾在远征军中效力的各省军官，一定不会对边防军持枪相向，兵、钱、民意、大义西北皆占优，再加上层军官倒戈，如果打起来，只怕局势不容乐观，总理最好暂时放缓打算，以备将来！”

一听总理打算接受西南的邀请，许崇智心头一紧，连忙开口劝阻道。毕竟现在西北可是已经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大家跳下去了。虽然中华革命党已经没有军务部这一部门，但是许崇智仍然一直关註着国内的军务，尤其各省归国远军官兵的去向，在许崇智看来西北或许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制定了这些计划，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现在西北军是不是已经开始为打仗作好了准备。

“总理，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就在三个小时前，司马总理亲自前往机场为河南参议员赵杰送行，甚至飞机都是他亲自安排的。赵杰是河南督军赵倜三弟，在各督军中赵倜对司马可谓唯命是从。河南更是四战之地，一旦西北军南下必经河南，看来如果不出意外，他是准备动手了！”就在这时胡汉民推开会议室的门走进来紧张的说道。这个消息是在十分钟前送来的，司马如此盛情款待赵杰显然是意有所图。

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开封，地处中华民族历史发源地，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是北宋时的国都，简称汴。明洪武元年三月，改汴梁路为开封府，以开封为北京，不久又撤销开封县并入祥符县，从此结束一城由二县分治的局面。洪武十一年又撤销了开封北京称号，并封五子朱朱橚为周王镇守河南，此后一直是河南的省会。清代继之，共和二年废府改道，祥符县改为开封县，属河南省豫东道，开封仍为省会，并为豫东道所，共和三年改豫东道为开封道。

省府西街与迎宾路错对口向北那一大片，总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的地方，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都是官府衙门所在的，老百姓轻易进不去，相传北宋时这里就是是御史臺官署，明代时是按察司署，清代时则是巡抚衙门，共和后则改为河南省督军府。此时督军府后花园已显现出春色，甚至就连同园内的那棵八百年古槐的枝条都显露出些许绿意。

古槐干高3米，树围两米，老态龙钟，但长势尚好，树龄810多年应是宋代绍熙年间种植的槐树，开封老百姓口口相传明军破汴梁路驻军开封时，就住在这里，朱元璋每天起床，常常搂抱此槐晨练，后来人们就称他为朱抱槐，简称朱槐。共和后部分河南省议局议员甚至曾提出要在这这里祭祀明洪武皇帝，以示大汉江山的恢覆，当然最后并未付之行动。

“大哥，这次从北京回来前，总理特意在他京郊的私邸为弟送行，由此可见，总理对兄长您可是高看一眼，京城四九城里谁不知道能进总理私邸的可只有总理从西北带来的那些老人，就是连同国务院各部部长们都不见得能享受这种待遇。”恭敬的坐在大哥身旁赵杰，得意洋洋的说。甚至自己从北京回开封，都是总理特意命令空军调用飞机，送自己回开封的。这份器重，可不是一般地方督军代表都能享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