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社工党和红色主义，有一点不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欧战后世界各国红色运动高涨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就像史学家完整记录下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所发生的每一个点滴事件，他们也一样想知道1923年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一个尊皇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精神感染了人民，他们的政治领袖风貌怎样等等，这就是我写下这本书的原因……”马丁.萨斯潘里德《影响世界的进程》。

在日本帝国天皇扮演的角色，对外国人说来，虽然不是不可理解，却也是很难理解，他的权力和责任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不同。开辟日本现代文明的明治天皇是个极具坚强意志和信念的人，他提出 “富国强兵”和 “文明开化”的口号，使日本从半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在明治统治期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福利，明治的继承人大正天皇却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有一次，他把国会演讲的讲稿卷成一个望远镜，他的古怪性格和一触即发的脾气被人大大地言过其实，以致在一九二一年指定十九岁的皇太子裕仁为摄政，行使天皇之责，掌管国家事务。

裕仁从童年起就接受扮演这个角色的训练，主要是由西园寺公训练。西园寺本人曾受到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影响，这位最后的元老谆谆教诲年轻的裕仁，日本需要一位慈父般的君主，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应该为所有国家大事负责，但不能随意发号施令，他应该是客观和无私的。

理论上说，天皇具有绝对权力，国事一切决定都要由他批准。但是，按照传统，只要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某一政策，他就不能不批准。天皇应该超越政治以及党派私利和纷争，因为他代表整个国家。

虽然有这些限制，他还是发挥了巨大影响，因为全国只有他一人能够提出告诫或行使批准权，而自己又不会有牵连。更重要的是，每个日本人都誓死效忠于他，这种道德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他轻易不能动用，而且只能含糊其词。禀奏的人，只能猜测天皇的意图，因为他总是毫无表情，而且说半截话。

如果他象祖父明治天皇一样积极，也许能巩固权力，因为按明治宪法，天皇是武装部队大元帅。日本国民通常把天皇当作神，孩子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就要瞎眼。如果某一个演说家提到 “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把姿势坐正。如果某个记者贸然问起天皇的私生活，人们就会冷冰冰地告诉他，对于神是不能提出这样问题的。

在日本， “神”的含义与西方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象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他们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与尽义务，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庭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大家的父亲。明治天皇临终前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恢覆健康，许多人通宵达旦守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他死时，举国悲恸，数以万计的人自杀以示忠心。

所有日本人幼年时都要受皇道教育：日本道德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尽义务。没有天皇，就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就没有家。多少世纪以来，日本天皇一直是仁慈的，从不企图行使权威，就象父母爱子教子一样，天皇用同情的眼光爱护和引导臣民，天皇治政有一段时期曾三百四十六年未处决一人。正因如此，在日本，天皇拥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尽管天皇地位模糊不清，但他却可以左右一切事物，在日本，天皇的意志即国家意志，天皇的要求既国家要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东京记者阿诺尔德.约瑟.汤恩比，首先从日本通讯社听到叛乱消息。在市区内，他听到一连串互相矛盾的谣言。外务省的大门仍然敞开，没被叛军占领，但却没有人向外国记者发布消息。东京市中心十字路口，都有脖间系红布带的军人站岗，街头随处可见机枪堡垒。汤恩比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边，眼下还有政府存在吗？

尽管大规模冲突已经结束，但机枪声、爆炸声仍然响彻东京，叛军和宪兵、警察交火。街头叛军和叛乱平民向忍饥挨饿的平民分发从粮商没收的大米，从百货公司和商铺中征用服装、被褥。在东京叛军控制地区，轰炸残存建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布制成的旗子和横幅，上边用墨水写着， “尊王、义军”。

在东京市中心四面环水的绿岛桥面上，皇宫守卫部队在宫墻内树立堡垒，操持机枪、步枪的军人警惕的看着宫外的装甲汽车，叛军尽管杀死了数百名内阁成员以及首相、天皇顾问，却没有对皇宫发起进攻，但却切断了皇宫的电话、电报线，封锁了皇宫对外联络，与此同时，在向报界和通讯社散发他们 “宣言”的同时，还通过占领的广播电臺，向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发表 “宣言”。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宏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均为破坏国体、毁灭国家之元凶。

国之柱虫拧为一体，上蒙天皇、下欺国民，更为一已私利将帝国拖入战争泥潭，累我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数十万兵友葬身异乡，其言为帝国福祉，实为谋个人私利……今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佞臣，粉碎重臣集团，挽救帝国于危难。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拯救国家于崩溃之境……”

近卫师团叛乱后，遭到刺杀的宪兵队司令官中岛正武中将在返回宪兵队无望的情况下逃入美国大使馆，从美国大使馆可以清楚的看到叛军控制的地区，看到脖系红布条的叛军以及叛乱平民。 “这是皇军吗? ”站在窗边的中岛正武边问边流泪，他觉得自己遭受了莫大屈辱，屈辱是叛军带来的。

早在一月前，军内对田中以及政府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和大多数陆军将领一样，中岛正武想到的并不是揪出异已分子，反而视而不见。在关东州、朝鲜以及臺湾损失惨重的陆军希望田中下臺，正面途径不能解决问题时，对于陆军基层的反抗、不稳情绪也就姑息纵容。但军变却超出他们的估计，这不是普通中下层青年军官主导的军变，而是的由赤化分子主导的军变，忠诚天皇的军官被起义士兵处决，叛乱军队完全被赤化分子控制。

因为美国大使馆靠近叛军控制地区，亨利.金尼尔大使，这位 “日本通”，第一个向国务院发出电报，报告叛乱消息： “……日本军队今日凌晨占领部分政府部门及部分市区，据悉有若干位着名人物遇害，叛乱可能由赤色分子煽动……目前无法证实任何消息，新闻记者不得向国外发电报或打电话，此电报主要用于试验通讯联系，以确定是否可用密电，密电部门收到此电后请即覆告。”

同一时间，德国大使馆同样向国内发回密电，同时根据德华互助秘约向中国外交部转发相同的电报内容： “……这次军变具有典型的日本特点，因而对政变动机特别值得研究，对政变进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对于了解日本内部结构，比研究记载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更有价值……我们确信在东京发生的军变有赤色分子参与，日本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苏俄。”

当德国驻日大使把报告发给柏林和中国外交部后，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以研判起义对日本未来政局的影响，中国情报机构中央调查局也在第一时间命令潜伏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起义的详细情况。此时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东京，目光是覆杂而多样的。

作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及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元寺在郊外的别墅同样被起义士兵占领，但与其它政要遭到刺杀不同，西元寺反而被 “保护”起来，直到黎明，在与一名身穿便服的人员会谈两小时后，西元寺便被起义士兵护送到皇宫外。到皇宫后，西元寺只是把发生叛乱的情况禀奏摄政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