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祖国的敌人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对外战争中屡见不鲜，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5月16日，随着臺南日军投降，臺湾全境解放。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对臺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臺湾的清洗，自臺湾光覆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臺湾进行清洗。在臺湾光覆之初，清洗运动就陆续开展，清洗对象自然是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多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茍且偷生。

即便在臺湾本地，很多民众对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臺湾光覆初，他们擅杀了上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洩愤。渐渐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报覆行动，只要曾经与日本人有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覆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

共和国总理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辜的，被迫的，这一点在光覆臺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同时维护法律尊严，盲目清洗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臺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法院法官成立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冤案。

臺北，西门町八角堂两屋高的红砖洋楼墻体，依然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在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楼顶上女儿墻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站立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八角楼是臺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的审判，在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臺湾的目光，臺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古家之未来均系于这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臺北，不管阮娘旧亲情。”紧闭的大门外，围观的民众唱起几十年来一直在臺北艋舺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的歌曲，公道在人心。姓古的被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治警事件称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臺语音译，但是臺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首诗讽刺他， “古先荣比严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臺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十分于臺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惶恐不安。

古家是臺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臺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 “臺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註这个案件的不仅只有臺湾人，大陆同样关註这个号称是 “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大陆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

但在臺湾民众中，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臺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臺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臺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臺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覆，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

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覆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臺湾士绅对 “清洗运动”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臺湾民报》、《臺湾新报》等臺湾报纸上，甚至在开庭前，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臺湾光覆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臺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臺湾，日军未抵臺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臺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

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验证数量惊人的证据，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叛国罪行，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想象……”

检查官王文深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度，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检察官的公诉状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面如白纸，豆大汗珠顺额头滑落，喃喃念叨。

“法官大人，在您的臺上铭刻 “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恐怕会有数十万臺湾人犯下叛国罪！”古先荣的辩护律师李玉堂，毕业于东京帝国法律系，被视为臺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李玉堂企图把此案尽可能扩大化，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臺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扩大化，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臺湾…… 志士谋独立…… 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

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臺北，因此事曾被骂为 “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臺湾情况，部分义勇军在臺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之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臺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臺北人如同脱离 “人间炼狱”，合乎道德，若因此事而称其为汉奸，对当年臺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免落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使法庭一片哗然，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将卖国行径诡辩为 “合乎道德”、 “解民倒悬”，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民之救星。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大汗，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在臺湾，如果在大陆，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加腾六郎，假日本鬼子，要不是……